重新切蛋糕的博弈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發言權。政府制定什麼補償標準，我們只能聽從。”安徽宿州汴河鎮的村民曾如此無奈地感嘆。
王才亮認為，徵地過程中必須保證農民有知情權與參與權。“徵地補償，應該要聽取農民的意見。否則，土地徵收補償的標準都是政府一家說了算，沒有考慮到農民群體的意見，既沒有做到決策民主，也讓標準不成熟。”
徵地補償的標準應由政府和農民協商確定已是社會共識。但是，政府對農民的意見聽多少、怎麼聽還沒有確切說法。
“理論上說，雙方的話語權要平衡，但是也要考慮部分農民索求無度的心態。不可否認，因拆遷一夜暴富的現象的確存在。”牛鳳瑞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從全國來看，對於農民的補償確實偏低。
嚴金明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如果無限制的滿足農民需求，地價會上升，最後仍然是由農民老百姓埋單。所以這存在一個合理度的問題。”
目前我國在執行徵地補償時，通用的辦法是，土地補償費、安置費不超過農民“前3年農業產值的30倍”。廢除這個上限，正是新《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中最受關注的條款。
2012年12月，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草案，删除了現行法律第47條中按土地原有用途補償和30倍補償上限的規定，確定了“公平補償”原則，但對如何計算補償數額未明確規定。草案授權國務院制定具體的補償辦法。
這在人大常委會上引起了較大爭議。有委員擔心，無上限的補償會形成因徵地暴富的“暴富圈”，提高土地流轉成本，造成新的不公。
“公平補償”，到底該如何把握？嚴金明認為，大原則是要保證農民的利益，不能讓農民失地又失業。操作層面上，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在北京郊區的一塊地和在新疆的一塊地，如果都是按農業產值補償，補償金差異不大，這明顯不合理。”
“現在的爭議在於：是按種糧的標準補償，還是按照它改變以後的用途補。土地的區位、實際的經濟價值，這些都應該被考慮進去，所以可以由各省具體制定標準。”牛鳳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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