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什(George Bush)與副總統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白宮當政的那八年里，中國人喜歡開玩笑說，從耶魯(Yale)畢業能當總統，從耶魯輟學能當副總統。今年有五百名中國尖子生會爭奪耶魯大學2012級的區區十來個學位，因為他們相信耶魯文憑能帶來一生的成功、幸福與意義。
就像他們在美國與其它國家的同伴們一樣，這五百名中國學生似乎一輩子都在為了進入常春藤而努力。他們每天花兩小時練鋼琴、花一小時學游泳。他們不僅會解最難的奧數問題，而且還自學計算機編程。在北京四中、複旦附中或南京外國語學校里，這些學生往往是學生會主席；他們在艾斯特(Exeter)、安多佛(Andover)或者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交流學習了一年，在青海的孤兒院當過志願者，同時還上著最難的課、維持著完美的成績、並擁有著2300以上的SAT分數。或許他們缺少睡眠，也沒什麼朋友；或許他們總是身負壓力，並且沒有安全感；但他們知道，只要進入了耶魯就成功了，就不再會感到如此的孤單與憂傷了。
然而，事實真是那樣嗎？進入耶魯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學校，對一個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我們都知道進入耶魯能獲得什麼：引人注目的履歷；有錢、有名、有權的同學與朋友；以及最好的大學教育。可這一切的背後有沒有代價，又需要怎樣的付出呢？
18年前申請耶魯大學時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國申請生們一樣，相信進入耶魯就是一切的答案。於是我上了學校里最難的課，在上學與回家的地鐵上背SAT單詞，加入了足球校隊，當上了校報編輯，並且每天只睡四個小時。在最後，這一切的壓力與孤獨似乎都是值得的，因為耶魯和我仿佛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在進入耶魯後，我鑽研最深奧的書籍，面對了最苛刻的教授，並且發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這讓我得了不少獎，也備受教授們的贊許。1999年大學畢業之後，我心中確信在耶魯教育的武裝下，我能夠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成熟之後，我沒有當年那麼肯定了。是的，耶魯讓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讓我忽略了其他的領域。是的，耶魯讓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輸給我一套狹隘的成功定義，這讓我注定會失敗、孤單與不快樂。是的，耶魯鼓勵我去追求自己的夢想。但它也讓我對那些能幫我實現夢想的人們心生鄙夷。
當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為，並不全因耶魯。耶魯錄取的學生是廣泛而多樣的——最終，我們在大學與生活中的經歷取決於自身的態度與選擇。許多經濟學數據都顯示，上哪一所大學對我們未來的工作收入、社會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仔細回想過後，我認為耶魯大學是一所自我選拔的(self-selecting)精英主義學府。掌管這所學校的學者們希望將自己的選擇與態度複制到學生身上，正因如此，他們沒能教會學生三個重要的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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