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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沒教給我的三件事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10:47:00


 
  那麼,下面就是三件耶魯沒有教給我的事。
 
  首先,我沒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結構》(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書中所說,分析性智能——做數學題、分析書本與寫論文的能力——只是許多種智能中的一種。城市理論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在《創意階層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公司與城市,他發現這些社區往往開放而寬容,具有多樣性與靈活性,並由擁有社交技能與同情心的人們維繫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羅里達認為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讀並操縱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魯卻只明白、只欣賞分析智能。耶魯的招生官注重學生的SAT、AP考試成績、高中成績單、以及申請論文,這些都是學生分析智能的體現。耶魯的教授們偏愛冷血而殘酷的競爭性課堂,學生們在其中通過攻擊彼此的邏輯而提升自己的思維技能。是的,在這種過程中學生們的邏輯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強。但是,他們的情緒智能卻被削弱了。在耶魯大學,學生們你爭我鬥,為了得到法學院有限的學位,他們凶殘地將彼此對《李爾王》的分析批判得體無完膚。在這種充斥著個人主義、競爭激烈的氛圍中,我學會了如何將冰冷的分析智能作為盾牌,以偽裝自己在耶魯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與壓力、不安與孤寂。在耶魯大學,大家都認為我很聰明;可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卻覺得我驕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魯沒有學會生活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一趟知識的旅途。事實上,耶魯教育學生們說,生活的意義最終在於成就與成功——正如前耶魯教授威廉姆.德萊塞維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發表於《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雜誌上的《精英教育之弊》(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寫的那樣。德來塞維茨教授解釋說,耶魯的學生們在高中時往往規避風險、小成即滿,這種心態在耶魯更是得到了加強。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擔大風險、追求大目標,這在大多耶魯畢業生看來,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這並不是說,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後從不追求風險較高、利潤較小的事業。但即便在他們追求這些事業的時候,他們也比其他人放棄得快。這似乎不合邏輯,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時往往負債較少,並更有機會能靠家中的經濟支持過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這個現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門里的兩名研究生——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提起了這件事。他們在談論嘗試寫詩的事情:他們的大學朋友們在寫了一兩年後就放棄了,可他們認識的一些學校名氣較小的人們卻還在努力。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來自精英大學的學生們期望成功,並且期望立刻成功。從定義上說,他們只體驗過成功。他們的自我認識也建立在自己獲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這個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迷茫與挫敗。
 
  1999年5月從耶魯畢業之後,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當英文老師——這是一份我既喜歡又擅長的工作。然而,作為一名耶魯畢業生,我感到這份工作的薪水與地位都太低了。於是我成為了一名記者。在耶魯學習英文文學專業的時候,我十分享受寫作。然而,我的目標不是享受工作,而是獲得成功——這意味著給《紐約客》(New Yorker)與《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國刊物寫文章。作為一名老師與一名記者,我自己過得還不錯:我受到學生與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認識了許多有意思的人,同時也在做自己熱愛的事情。我應該為此感到高興才對。然而,身為一個年輕的耶魯畢業生,我想要立刻成功。於是,當我沒能出版自己的書,沒能在雜誌上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喪之中。我感到迷茫、憤怒,並對這個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萊塞維茨說得沒錯:“不成功”這個想法確實讓我感到恐懼、迷茫與挫敗。
 
  但我認為, 二十多歲時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樂,主要原因在於我將生活看做是一場個人主義的奮鬥——這種心態高度體現了耶魯的精神與態度。我的教授們、我讀過的書,以及我與同學的晚餐交談都讓我確信,耶魯學生是被選中的一個團體,命中注定要升至社會頂層,去統領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眾——這一切應驗得有多快,這個社會就有多麼公平與公正。我決心要靠自己獨立取得成功,以證明我有多麼出眾——正因如此,我不僅覺得憤怒與沮喪,而且還感到迷茫與孤獨。這便是第三條耶魯沒有教給我的人生道理:幸福與意義並不來自成功與成就,而是來自家人與朋友們的關愛與支持,正如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社會動物》(The Social Animal)一書中所寫的一樣。雖然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想通這個道理,我很幸運地在三十多歲的時候明白了過來,於是我回到了中國教書。這是我一直以來都熱愛的工作,在這裡,我認識了一群與我抱有同樣教育理想的學生、家長與同事。
 
  老實說,耶魯和常春藤確實有著一流的教授、上進的同學與世界一流的資源。那些有幸被它們錄取的學生們一定會經歷一場改變人生的教育。但進入常春藤並非一件生死攸關的事,而申請這些學校的競爭卻又如此激烈。在一頭扎入其中之前,我們應當先理清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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