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王”現象的三個由來
我們初步的研究認為，有三個原因導致了越南未能實現較為集中的上層權力結構。
其一，歷史原因。越南共產黨自創建時期起，就只是國內諸種政治力量之一，是越南進步事業同盟的領導者，但絕非壟斷者。這一進步事業，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其不同的內涵，但始終未步入社會革命的階段(用中國革命的術語，相當於民族矛盾一直壓倒階級矛盾)。如在反殖民主義時期，先是反法，再是反日，接著又是反法。進入南北對峙階段，則是漫長的抗美和南方游擊戰爭，以及最後階段的南方解放戰爭。在這一長時間的革命戰爭階段，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始終是越南共產黨戰略的基本原則。祖國陣線，就是這一統一戰線策略的體現(成立於1955年，南北統一後又並入了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北方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聯盟/越盟)。統一之後，越南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不徹底。反映在社會層面，它沒有根本觸動南方的天主教勢力、莊園主經濟基礎以及相當數量的華人商業經濟。越南共產黨允許這些非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並非其政治雅量和氣度的表現，而更多是受限於實際的社會支配和滲透力。相比之下，中共早期在根據地時期，即實行武裝割據，建立地方政權，具有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的獨立性、完整性，擁有完備的政權形態，並且從小到大，最後覆蓋了全國。而越共的獨立性、完整性遠遜於中共，也缺乏中共那樣的強大的領導集體和領袖人物，黨的內部團結統一性較弱，易受外部影響和內部不同區域、不同派系的影響。這是越南政治體系以及越共內部集中程度較弱的歷史原因。
其二，地理原因。越南的歷史、越南的政治與其地理環境有重要關聯。“一條扁擔挑著兩個籮筐”，是對越南地理的形象比喻。兩個“籮筐”，一個是紅河平原，一個是湄公河即九龍江平原，是越南主要的經濟區，全國絕大多數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於這兩地。此外，狹長的中部“扁擔”也有一定地位。這一地理環境決定了它的經濟活動半徑，包括物流半徑和管理半徑的範圍。南北兩大平原、兩個經濟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徑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若加上中部則是一分為三。這樣的地理環境、這樣的經濟結構，使越南在社會資源、社會組織和政治勢力上，長期分為南、北、中三大塊。近期又日益出現南北分塊的趨勢。我們的直覺是，越南共產黨裡面一定有個“南北黨”，兩個背景、兩個系統。這是地理因素帶來的必然影響。
此外，越南黨內也很難形成“山頭”與“五湖四海”的平衡。尤其是在沒有強大領導集體和傑出領袖的情況下，越共的“五湖四海”很難搞成。長期以來，越共權力階層基本上是搞三地均衡，北方歷來出黨的總書記，南方出總理，中部出國家主席或國會主席。近年來，隨著南方經濟地位上升，南方幹部的數量、地位也呈現出上升趨勢，總理、國家主席都是南方人。現在的總書記也不是核心，不是最高權力者，而是一個“可接受”的人。總理也不是第一把手。實際上，越共以及越南恐怕根本就沒有“一把手”。
其三，時代原因。不同時代的政治家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全然不同。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領導人權力地位產生的“合法性”的新變化也成為導致權力分散化的重要原因。關於黨內領導人的權力和地位的“合法性”問題，越南學者的概括是“不比功勞比智慧”。照這個說法，過去的領導之所以是領導，那是因為有“功勞”。所謂功勞就是開創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道路。就是說，這些領導人是一條道路的探索者，一種體制的創立者，是在革命鬥爭和國家建設中反覆篩選、脫穎而出的人物。他們的領袖地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後來者就不同了。創立者與執行者，一個是“在路口”，一個是“在路上”；一個是從無到有，一個是繼承發展。
毫無疑問，現在的越南已經進入“在路上”的階段。新一代領導人的成長環境、經歷都差不多。“功勞”比不出，就要比“智慧”。這樣一來，就與以前領導核心的產生辦法有了本質區別。“功勞”是歷史的、客觀的，是既成的事實，按“功勞”排定“座次”，權力結構就穩定下來了。而比“智慧”，那就是一事一議，權力地位是隨機的、不固定的。大家意見不統一，就沒法做出決定，決定了也不服氣。權力結構自然不會穩定。而比智慧的背後，其實就是辯論，包括“反辯”。誰辯論贏了就是誰，誰說服了別人，誰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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