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其實有兩重擔憂：一者，作為被公認為硬骨頭的“財產公開”，自上而下遭遇的梗阻能自下而上地紓解嗎？早在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規劃，但未能實際進入立法程序。此後，相關規定並不鮮見。遺憾的是，剛性有序的律條基本被虛置。阻力不在於技術，恰在於公開的勇氣與監督的壓力。單項規定都不足以破解這一迷局，村級幹部的財產公開，道德意味十足的努力，又能累積多少“螞蟻的力量”呢？
二者，財產公開已經“試水”了很多年，有些探索都已經“過了河”，可一些人還在假裝“摸石頭”。從財產公開試點的情況看，有的人走茶涼，有的曇花一現，有的邊走邊看，有的走走停停。好的舉措，又怕民眾聯想，進而倒逼成輿論壓力；形式的做派，又怕民意臧否，還落得個好心辦壞事的委屈。於是這些試點，主要仰仗官員自覺，因為缺乏監督和問責體系，而推進得踉踉蹌蹌——既摸不到真正的“大石頭”，又在河里趟了太久而被民眾詬病“不清爽”。
說到財產公開，有人總喜歡將之劃入敏感話題。殊不知，即便從公眾的好奇心而言，越是籲求知情、越是遮遮掩掩，反而增加了非常態反腐的“花邊新聞”，也讓本來清白的大多數官員的合法財產被妖魔化。值得提醒的是，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等機構日前發佈了《上海法治藍皮書》，數據顯示，近八成幹部對財產公開呈積極態度。
這樣的聲音，值得懷胎多年的公開制度好好思量。畢竟，財產公開不能總在水淺處摸石頭，上岸的時間也該倒計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