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志同道合”者的力量整合問題。
目前，對謝先生的探索，民進黨內部觀望者居多；即使謝系子弟兵，也未大陣仗跟進（可能因為政見不同，也可能因為謝有意這樣部署——自己沖到前面探路，子弟兵們視情況而定，避免全盤遭受重創）。在民進黨的“台獨”立場沒有發生實質改變的情況下，“貿然”跟進“憲法一中”論述，在政治上是有風險的，難怪多年來好打“台獨”招牌的民進黨人士有顧慮。這種局面，在民進黨展開兩岸政策大辯論之前難有根本改觀。
還有一點，從公開的報導看，自民進黨2012年初敗選以來，黨內提出利用“中華民國憲法”與大陸建立對話基礎的，除謝先生外，還有郭正亮、許信良等。例如，郭正亮認為，“民進黨要邁向執政，要能穩住大局，就要坦然接受‘中華民國憲法’”。(20)許信良認為，謝長廷的“‘憲法共識’是很進步的觀點”，“憲法一中”“很明確就是‘一中’體制”，“比‘九二共識’更沒爭議”。(21)
總體上看，目前“憲法派”存在的問題，一是“台獨”色彩濃厚。“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主張，毫無疑問是一種典型的“台獨”主張，仍未改變“台獨”“借殼上市”的本質，根本不可能得到大陸的善意回應。二是論述尚顯籠統、乏力。比如，“一中各表”與“憲法各表”、“九二共識”與“憲法共識”，究竟是何種關係、有何差別。謝先生等做了些闡述，但講得還不夠透徹。今後若不下大力氣深刻論述，光停留在概念層面，就克服不了“具體意涵尚不清晰”的問題，就無法回答各方面的“逼問”。三是支持者不夠多。在“台獨”主導話語權的情況下，從憲法角度尋找突破的嘗試，因跟進者不多而未呈現蔚然成風之勢，給人“曲高和寡”的感覺，短期內無法在黨內取得主導性優勢。四是政治操作能力問題。比如，謝先生等人多次呼籲民進黨內部進行大陸政策辯論，但如何爭取較多支持和確定啟動時機，都是一個大考驗。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貿然推動大辯論，結果不過是《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重申，“憲法一中”論述沒有機會上升為黨的意志。
（三）爭取大陸信任的問題。
得到大陸及時、到位的回應，是謝先生兩岸論述具有“可行性”的主要標誌和達到預期目的的關鍵所在。今後一段時期，謝先生等將繼續論證、完善“憲法一中”概念，與“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正面交鋒不可避免。沒有大陸的回應，謝先生勢必被譏笑為“一廂情願”。
那麼，大陸當前如何看待謝長廷等人的探索呢？大陸官方的公開評論，最直接、最典型的是5月30日國台辦發言人講的——“這一概念的具體意涵尚不清晰”。這種表態，應該說比較中性，而且鑒於目前情況，大陸也只能說到這個程度，但顯然不能滿足謝先生為“憲法一中”論述開拓空間的需要。為了取得大陸的信任，謝長廷等人亟需在解決一些關鍵問題上取得實質進展。比如，除在媒體上釋放善意、發表看法外，能不能建立有效溝通管道，向大陸證明“憲法一中”的價值取向是貨真價實的“不獨”甚至“反獨”，而不是變相的“借殼上市”。論述上，能不能改變現在對“九二共識”極力否定的做法，嘗試將自己的論述與“九二共識”進行聯結，或者至少別這麼起勁地否定它。（原因很簡單，堅持“九二共識”被大陸視為確保兩岸關係正常發展的政治基礎。謝先生若在論述“憲法一中”的同時質疑反對它，易使輿論上形成“憲法一中”與“九二共識”對立的印象，大陸認可謝的論述不就成了反對“九二共識”嗎？這與大陸近些年尤其今後幾年使“九二共識”清晰化的思路是矛盾的，不利於爭取大陸積極回應。）能不能通過後續作為，比如儘快在民進黨內部爭取更多支持者，形成一定聲勢，增強大陸對謝先生兩岸論述的信心。這些問題解決了，取得大陸信任和回應的可能性自然會大大增加。
大陸的應對策略
從各方面反應看，謝先生等人可謂處境艱難。不過，根據對其政治秉性的瞭解，我們判斷他們不會知難而退，而是會積極利用民進黨2016年大選大陸政策基調正式確定和公佈之前的這段時間，針對來自各方面的意見，完善論述，加強溝通，繼續通過媒體、座談等闡釋“憲法一中”的內涵、意義，爭取同情者、支持者；醞釀包括謝長廷在內的代表性人物訪問大陸；推動民進黨大陸政策辯論；等等。
在這期間，對大陸而言，回不回應以及如何回應謝先生等人的兩岸論述，也是頗具挑戰性的問題：如何對其定性？它是“台獨”立場的真正改變，還是“曲線救‘獨’”的權宜之計？對其目前既沒有明確放棄“台獨”立場又肯定“憲法”之“一中”內涵的做法，回應的重點放在揭露批判還是讚賞鼓勵？積極回應謝先生的兩岸論述，會對國共關係帶來什麼影響？會不會成為民進黨的“助選員”？
鑒於問題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大陸仍在謹慎觀察，官方表態不多。筆者認為，未來一年多島內沒有大型選舉，對民進黨調整大陸政策來說是機會，對大陸出手改善民共關係來說又何嘗不是呢？由於謝先生等人的“憲法一中”論述已經含有一些積極元素，我們的心態和言行，也應該在現有基礎上有所變化，增強主動性、靈活性，既要“聽其言，觀其行”，更要主動作為“促其變”。
（一）要有做好爭取工作的緊迫感，不要把本來有可能爭取到的人推到反面。在政黨輪替已是台灣政治常態的情況下，推動民共兩黨關係走向正常化，促使民進黨發揮建設性作用，確保兩岸和平發展不可逆，已成為大陸對台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但多年來，民共兩黨遲遲找不到開展正常黨際交流所必需的政治基礎。近期謝長廷先生以“憲法一中”為核心的兩岸政策論述和積極善意的姿態，的確與大陸對台工作的政治邏輯有一定的一致性，為破解民共對話難題提供了一些線索，豐富了民共關係的內容，值得我們重視和回應。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當前，從“破”的角度呼籲民進黨反思大陸政策的人不少，但從“立”的角度提出具體可行“替代方案”的人極少，而謝長廷以“憲法一中”為核心的論述，可操作性相對較高。如果這條線斷了，民進黨大陸政策調整的難度可能更大，民進黨與大陸之間的距離可能更遠。我們應當有所行動，把握好這個難得的對台工作著力點。
（二）要適時適度公開肯定其積極元素。胡錦濤指出：“對於台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22）“憲法一中”論述是否屬於這種努力？如果是，就算我們不能確定其前景，也至少要有層級足夠高的人士公開肯定謝先生等人的精神價值，而不只是“聽其言、觀其行”。對民進黨大陸政策調整的前景，要“看好”，不要“唱衰”。對民進黨的頑固性、危害性，該批的批，但應把握好分寸火候，不能讓輿論認為我們居高臨下干等著或壓根不指望民進黨會有什麼改進。
（三）加強溝通，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管道，明確告之我們的期待和顧慮，防止其今後充實內涵時因偏離正確方向而前功盡棄。比如，“台獨”立場和“憲法一中”是根本對立的，抱著既要鞏固基本盤又要爭取中間選民的目的把二者置於論述之中，不可能得到大陸方面的積極回應；“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這是事實，而且從法理上講，“九二共識”包含著對“中華民國憲法”積極作用的肯定，因而與謝先生等人的“憲法一中”論述是有一致性的。所以，即便謝先生等人不能接受“九二共識”的措辭，也不要在論述“憲法一中”時高分貝否定和指責“九二共識”，否則，積極維護“九二共識”的大陸也無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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