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再平衡”，美國重新確定了美國外交的優先順序：全球戰略的重心轉移到亞太（“回到亞洲”）、把“中國崛起”視為其主要地緣政治挑戰、為增加美國就業而採取新方式開放亞洲市場（工具是東盟等中小國家建立起來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即TPP）、加強與區域組織（尤其是東盟主導下的一系列地區機制）、重建與盟友（尤其是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夥伴（尤其是印度、越南）等的安全關係。
這裡值得指出的是，美國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背景下，卻缺少實現這一戰略“轉向”的必要而巨大的資源。美國不少學者，公開承認這一難題。因為主權債務危機和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僵局，美國不得不緊縮，或者至少難以進一步增加軍費開支。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資源缺口。
如何彌補這一缺口？美國的解決方案是在困難時期尋求盟友的支持和配合（意味著考驗盟友對美國的忠誠）。目前，美國在太平洋的大小盟友，包括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甚至印度，除了在配合美國戰略轉向的同時，伸手向美國要錢的菲律賓等外，都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正在協助美國補上戰略“轉向”所需的資源缺口。
當然，如果美國難以在可以預期的未來“恢復”其在亞太地區占據的絕對主導地位——在多邊機構、充當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大市場、在為亞太各國提供“安全保險”上信守承諾——那麼，這些盟友的支持勢必難以持久。
美國的戰略轉向，本質上是退卻和守城
“平衡”和“再平衡”並不是什麼一個新思維，而是英美傳統的外交戰略理論。這次“再平衡”，顯然是反應性的或者回應性的。對什麼反應？對什麼回應？有的美國人說是對“權力轉移”和“中國崛起”的回應或者反應，其實，這更是從美國自身對金融危機和“硬實力”、“軟實力”有所“衰落”的回應。
“再平衡”的方式是反擊或者攻勢，也即“以進為退”、“以攻為守”。美國的戰略“轉向”，本質上是退卻和守城，至少在全球範圍內如此，但是，出於複雜的考慮，美國不說是退守。轉向也意味著，美國在總體退守的情況下，局部的強化。這正是戰略的微妙。所以，如同上面提及的貝德新書的標題展示的，該戰略針對“中國崛起”的意圖是非常清楚的。
“再平衡”的理論依據是美國現實主義的“權力轉移”國際關係理論。一些接近於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也相信“權力轉移”的現實與趨勢。“權力轉移”論認為，歷史性地看，在21世紀初，世界權力發生了又一次歷史性的轉移，從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轉移到非西方（包括中國、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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