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面對如此複雜的情勢，“摸著石頭過河”型改革已經難以有效應對，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實際上已經來臨。
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的過渡性
《思想者》：您說的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是指近年來，許多改革就是在社會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動進行的嗎？
吳忠民：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先來觀察一些具體的事實：比如，勞資矛盾的凸顯引發政府及社會對勞動政策的關注，使勞動政策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比如“體面勞動”的倡導、農民工拖欠工資問題的解決、工會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集體協議方式的倡導等等。比如，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引發政府重視收入分配政策；屢屢發生的礦難事件引發整個社會對安全政策的重視；郭美美炫富事件引發網民的不滿，進而推動中國慈善公益事業政策的反思和改善；動車事故事件引發政府對公共投資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網民對一些政府部門經費使用狀況的抨擊引發了政府“三公”經費逐漸公開；社會矛盾問題的日益凸顯使得政府開始高度重視社會管理等等。
《思想者》：社會矛盾倒逼型改革與“摸著石頭過河” 型改革相比，有哪些明顯不同的特徵？
吳忠民：第一，改革共識形成的難度較大。在中國現階段，隨著社會的劇烈轉型，社會整體利益結構要進行全方位調整，社會各個群體的經濟位置和社會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會利益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的改革過程中，此群體的利益增進，往往意味著彼群體的利益損失，反之亦然。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各群體之間現在已經形成了某種非互惠互利的局面，以往的那種參與改革者皆為贏家的情形已經不復存在。
第二，改革的阻力相對較大。不能否認的是，在改革進程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或者是佔據了明顯優勢社會經濟位置，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雖然一些人所擁有的財富或優勢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但同時還有一些人所擁有的財富或優勢位置則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壟斷性行業通過控制上游產品的來源，同時又壟斷下游產品的定價權而獲得了暴利。這一切，無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的彈性空間相對較小。在中國現階段，由於社會矛盾問題所造成的廣泛壓力的存在，使得整個社會對於改革失誤的包容空間大幅度縮小。尤其是允許政策試錯的空間在縮小。政策一旦有誤，很快就會形成直接的現實負面影響，進而使得相關的社會群體產生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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