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作為外部強加的動力，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中國自身的危機意識，刺激了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依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挑戰-反應”理論，有機體在遇到挑戰時，會本能地產生一系列有效反應，從而最終促進有機體的發展。
“中國威脅論”在帶來一定程度負面效應的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外部動力。中國古代就有“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緣於外部力量逐漸強大而產生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在被反覆強調的同時，也反過來成為促使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動力。實際上，恰恰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際，中國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並日益穩健。
此外，“中國威脅論”在客觀上也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強愈強、愈挫愈勇。在“中國威脅論”中成長起來的國人，在親身感受到國家日益強大的同時，也逐漸適應與接受了這種機遇與危機並存的生存環境，這無疑有利於培育大國心態，有利於下一步中國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國。
淡定從容、主動作為，應對“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成了某些國家國內政治中的慣用工具，成了國際社會中的一種權力話語現象。每當某些國家遭遇國內相關政治議題時，往往搬出“中國威脅論”應急。如在當前如火如荼進行的美國大選中，“中國威脅論”就是奧巴馬政府屢屢使用的一張牌。面臨“中國威脅論”的這種現狀，我們要淡定從容，又要主動作為，採取以下方法有效應對。
第一，培育與大國相適應的從容心態。在不出意外的情況下，中國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中國威脅論”、“中國衰亡論”等種種論調，勢必層出不窮。要培育沉著、從容的大國心態，冷靜理性地看待來自國際社會的讚譽與詆毀，不為外界的種種鼓噪所動，不被“棒殺”、不被“唱衰”，展示給世人泱泱大國包容萬物的博大胸懷。
第二，繼續推進並大力加強國際合作。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創造與強化互利互惠的“共贏”關係，是消弭“中國威脅論”的重要途徑。要堅持睦鄰友好的原則，加強政治、軍事層面的互信，進一步拓寬在反恐、軍演等國際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廣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敵意。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繼續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努力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經濟關係。要在加強國際合作中，使世界各國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崛起，只會為世界帶來實惠與利益，而決不是所謂的“威脅”。
第三，積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隨著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們應具備全球戰略眼光，積極主動地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要綜合利用各種手段，重視並發揮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塑造並掌控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話語權。除了積極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通過釋放善意、提高透明度等，來主動回擊“中國威肋論”的惡意攻擊，打破當前我面臨的被動局面。
第四，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縱觀“中國威脅論”的三個發展階段，在國力最為孱弱時，“中國威脅論”是西方推行其殖民政策的理論工具；當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封殺新生政權的政治借口；進入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中國威脅論”成為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遏制中國的政治手段。可見，“中國威脅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中國，取決於中國自身國力的發展狀況。
為此，應對“中國威脅論”、抵消其負面效應的根本之道，在於大力發展中國的國力。要增強定力，以“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聚精會神地幹好自己的事情，確保安然度過當前的發展關鍵期。屆時，“中國威脅論”作為中國發展崛起過程中的特殊歷史符號，自然就會消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