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呼應，西方學者發佈相關理論，從文明、意識形態等角度進一步論證“中國威脅論”。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為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對西方文明提出挑戰並引發戰爭。
另一重要理論就是“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更不容易發生戰爭，而中國之類的“專制”國家則制度性地蘊含著更多的戰爭可能性。這一期間，美、日等國報刊先後發表了多篇“中國威脅論”的文章，如《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鼠年》、《紅龍躍起》、《美國太平洋海洋統治遭遇中國挑戰》、《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等，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
與前兩輪“中國威脅論”相比，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表現出多元複雜的特徵。就其宣揚主體而言，既包括西方國家，又包括周邊相關國家。就其實質內容而言，既包括“軍事威脅論”、“意識形態威脅論”，又包括“經濟威脅論”、“文明威脅論”、“生態威脅論”等。
利益衝突是當今“中國威脅論”的深層原因
在國際關係中，威脅總是客觀存在的。在相互懷有敵意的國家之間，只要一方有一定的力量及意圖，就會對另一方產生威脅。因此，“××威脅論”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常態現象。如在長期相互敵視的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之間，針對彼此的“威脅論”可謂根深蒂固。
但縱觀全世界，唯有“中國威脅論”近20多年來長久不衰，且得到包括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大規模認同，原因究竟何在？細細究之，這與中國的崛起發展密切相關。概言之，“中國威脅論”實質上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於自身危機意識，緣於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來制約中國崛起發展的一種政治手段，是冷戰時期“零和”思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體現和反映。
探尋當今“中國威脅論”的深層緣由，必須從發展層面入手。“中國威脅論”，說到底是由於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快速發展引起的，是國家崛起中的必然伴隨品。
中國的發展具有不同尋常的重要意義。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輝煌歷史、在世界發展史上曾長期佔據領先地位的文明古國，在經歷19世紀中期以來的殖民入侵、民族抗爭與長期探索，而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終於找到了民族復興的道路，並不斷加快國家崛起的步伐。
中國的發展，有著曾經遭受西方侵略掠奪的歷史記憶，有著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特色，有著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領土、13億人口的超大規模，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來保持9%以上的驚人經濟發展速度。這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中國發展特質。
與中國的崛起發展相一致，印度近年來的發展速度也大大加快，成為「金磚五國」之一。但與中國相比，印度是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國家具有一致性。從發展質量與規模來看，印度尚不足以對西方國家構成重大挑戰。真正對美國的霸權及西方世界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的，在當今世界除了中國別無二家。
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崛起，是對其主導下的傳統國際秩序及地緣政治格局的挑戰。從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經驗看，歷史上所有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強權與戰爭，都是以運用武力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國的崛起，無不是遵循著富國-強兵-戰爭擴張的規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西方權力轉移理論或霸權轉移理論，都認為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必然會使得國家間的關係發生權力轉移，中國將挑戰現有的國際結構，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乃至爆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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