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08年之後：“和平協議”，台北從過去抽象說辭到現今主動爭取
馬英九贏得大選之後的就任演說，充滿對兩岸和平的期許：首先，在兩岸之間，馬英九提出要先“和解休兵”，期能走向“和平共榮”。也提出了台灣未來一定要在台海成為“和平製造者”（peace maker）。更重要的是，馬的新三不政策中的“不統、不獨、不武”，均與台海緊張情勢有關，其中“不武”更是要為兩岸和平去奠定基調。
等到2008年國民黨贏得大選之後，對兩岸“和平協議”推動更為積極。2011年10月17日，馬英九在他競選白皮書“黃金十年、國家願景”:第七個願景“和平兩岸”這個章節中，曾經提說：“在國內民意達成高度共識，兩岸累積足夠互信的前提下，秉持‘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的原則，通盤評估國內外情勢發展，審酌推動兩岸商簽和平協議，以維護兩岸永續和平”。
兩岸終止敵對狀態協議設計與推行
兩岸終止敵對狀態，已從最初的構想層面，發展到各自當局在設計與推行層面的階段。不過，儘管各經過“江八點”與“李六條”背書過的政策承諾，但是兩岸對終止敵對狀態的推動，還是有不同的考量，而對於這麽重大影響的協議，雙方也從不同角度作了評估。
一、台北具體的建議與措施
1996年5月，李登輝就職第九任“總統”之際，在兩岸關係議題方面，顯見有他欲在任期之內完成的兩大任務：一是高層領導人的會唔，另一是兩岸敵對狀態的終止。後者的目標當希望推動兩岸和平的環境，而前者便是促使關係更形和諧。
到了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陳水扁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已不同於李登輝時期。也如前面曾說過的一樣，陳水扁的強調已從“和平架構”的建立取代了“終止敵對狀態”的簽署。不過，他在2004年的“國慶致詞”中還是提出“兩岸應該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並且希望透過雙方的協商談判，去建立互信機制，檢討軍備政策，以及形成行為準則。雖然，陳的重點是放在“後者”，但他也非常瞭解如果“前者”（兩岸敵對狀態終止）沒有先達成共識或是協議，是不可能有“後者”的結果。
馬英九在2012年大選之前，對兩岸“和平協議”的可行性已有琢磨。他的競選白皮書中曾提到：審酌推動兩岸商簽和平協議。但是，到了2012年2月8日國民黨贏得大選之後，馬英九卻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對“和平協議”換成另外一種說法。他說：“政府將朝兩岸和平現狀制度化的方向進行，除兩岸和平協議外，也可透過其他方式推動，例如目前兩岸簽定的16項協議，每一項都是廣義上的和平協議，例如ECFA就是經濟上的和平協定；當這些協議不斷增加，和平的基礎就越來越穩固”。就這些言辭上的改變，是不是說明台北在面臨內外的一些環境變化時，它的大陸政策是否存在著一種“轉折”的策略性思考，值得探討。
二、北京肯定的態度與回應
對北京來說，1996年新年的第一天，當局就透過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中央電視台節目中向台北喊話，希望兩岸在適當的政治氣氛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就結束敵對狀態，就其他分歧性議題，早日進行商談。
如何談呢？根據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裏所宣示，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什麽問題都可以談，這當然就包括了兩岸均具有共識的“終止敵對狀態協議”。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舉行之時，江澤民直接就在“政治報告”中點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是三個可談議題之一。把議題列入到黨的重要文件裡，當然就是說明是中共對台工作的最優先推動的項目。而且也是舉國上下必須全力去實踐的重大任務。
200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更具體提出“和平協議”一詞。這項突破的用詞，引起兩岸與國際社會極大的迴響，認為“和平協議”一詞正式載進十七大政治報告官方文件，當然是衆所瞭解的重要性與政治意義。
兩岸對“和平協議”解讀的相互衝突
綜觀上述兩岸對推動“和平協議”的立場與原則來看，台北和北京雙方對“和平協議”的推動與支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仔細分析彼此目前對此目標的解讀，恐怕在內容上是有所出入。因此如從實質問題去論，譬如雙方對“和平協議”解讀的不同，未來遠景發展仍見有一些磨合的過程。我們試以將前述的狀況分析如下：
一、早期“和平協議”倡議，兩岸均是單純考量“結束軍事對峙狀態”
台北“兩岸敵對狀態”予以摒除所指的意涵，就是國統綱領上所建議的“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此後，不管是李登輝1996年所提的“和平之旅”，陳水扁2003年的“和平架構”看法以及馬英九在2008年所倡議的“和平論”，基本上都是希望由這個角度出發：就是台北若要與對岸簽署和平協議，是要消弭兩岸戰爭爆發的危險，並藉由彼此敵意的消除與互信的建立，最終建構和平的框架。
原先北京是與台北一樣，譬如在“告台灣同胞書”上，是認為“台灣海峽當前仍然存在著雙方的軍事對峙”，最好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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