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3日電／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事務評論員沃爾夫近日撰文稱，中國或許能夠成功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但是其中的挑戰將十分巨大。鑒於中國過去所取得的成功，人們很難看低中國。
中國正步入一個艱難的轉型期，既要降低經濟增速，又要改變增長模式。這是我從今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得出的結論。此外，這可能既是一種經濟轉型，又是一種政治轉型，這兩種轉型還將以複雜的方式互相作用。中國過去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不一定確保未來會同樣成功。
讀者不必相信我的話。但他們可以相信即將卸任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3月14日的講話：“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這些政治問題當然非常重要，但經濟轉型本身已經足夠艱難了。中國正在結束經濟學家們所說的“粗放型增長”——指依靠增加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實現經濟增長。中國現在必須轉向“集約型增長”模式，依靠技能和科技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由此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率將從過去30年平均每年近10%的水平大幅下滑。中國粗放型增長的本質加大了這一轉型的難度，尤其是超高的投資率以及嚴重依賴於投資作為需求來源。
用已故諾貝爾獎得主、西印度群島人阿瑟－劉易斯爵士的發展模型來看，中國將不再是一個勞動力過剩國家。劉易斯認為，農業剩餘勞動力維持生計所需的收入，為現代部門的薪資設置了一個較低的上限。這讓現代部門得以實現極高的盈利能力。如果將這些高利潤用於再投資，就像中國那樣，現代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的增長率將會非常高。但在某一個時間，農業勞動力將變得更加稀缺，從而提高現代部門的勞動力價格。隨著經濟的成熟，利潤將遭到擠壓，儲蓄和投資將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