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情報能夠讓我們少一些糟糕的意外”
希望如此。去年2月上旬，僅在“阿拉伯之春”終結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30年統治的前一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戴安娜•範斯坦在國會山的聽證會上質問中情局官員。“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正在制定埃及政策，決策者們需要即時的情報分析，”範斯坦告訴時任美國的中情局助理副局長奧沙利文（Stephanie O＇Sullivan），“我懷疑，情報部門是否勝任該地區的工作。”
2010年11月，突尼斯水果販默罕默德•博阿齊齊（Mohamed Bouazizi）點火自焚。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到整個阿拉伯世界。由於未能對其進行準確預測，中情局在美國國內面對的不是範斯坦（Sen. Dianne Feinstein）一個人的批評。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機構改革與調查委員會都不能改變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想讓情報部門去瞭解的事情，都太複雜了，以至於無法模擬或預測。情報部門只能依據公開、有限可獲得的證據，提供（很顯然，也確實提供了）一種對於事態發展的戰略性理解。而這些緊張的事態一旦遇見火花，就可能觸發革命。
最近的指責與質問是珍珠港遇襲事件以來一系列情報失敗中最新的一起。過去七十年來，情報資源已經大範圍擴展。情報機構也持續努力，不斷改善工作。但是，沒有任何工作流程圖能夠完全避免“不愉快的意外”，而且總會有新的挑戰，尤其在這個信息無限增長的時代。
情報能夠幫助處理不確定性，界定範圍，並詳細闡明已知與未知。情報機構通過系統性地收集各方面信息，從簡單的大量的未知信息中分辨真正的危險因素，但它不能消除危險因素，它也不能杜絕所有的意外，包括一些重大的事件。領導者必須接受這個事實：他們必須期待並準備遭遇意外。
用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話來說，這也意味著期待“未知的未知”。不但我們將難以知道所有正確的答案，我們甚至不會問所有正確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