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這三十多年突飛猛進的城市化，城市就像是一個被注入膨大劑的西瓜，迅速膨脹。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每年擴大938平方公里，進入21世紀後（2000～2007年）則平均每年擴大1861平方公里，幾乎加快了一倍。但這樣的城市化卻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市民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9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顯示，2001年至2007年，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建成區面積增長70 .1%，但人口增長只有30%.於是，這些土地是怎麼來的，便成為最重要的症結了。
為了滿足不斷擴張的城市建設，原有的城市空間早已捉襟見肘，反反覆複拆毀重建也無法解決需求，於是只能向周邊的城郊村擴散。但在國家耕地紅線制約下，不能隨意打耕地的主意，因此就在宅基地等上大做文章了。這就讓現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更像是一種“圈地運動”，將農民驅趕出土地，然後整合出宅基地等用來充當城鎮建設用地，造成大量的農民失去了立足之地。如山東諸城率先撤銷全部行政村，小村莊合併成大的農村社區，引導農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趕農民上樓。還有重慶等地以土地換戶口等方式。最後逼得國土資源部在去年的12月28日不得不發布通知，要求各地嚴格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試點，堅持項目管理、封閉運行，凡集體組織和農民不同意的，不得強行開展。嚴禁強拆強建、強迫農民住高樓。可見問題的嚴重性。但這卻還不是問題的全部。
土地問題成群體事件重要誘因
就在“圈地”的這個過程中，徵地與賣地的一倒一賣成為了問題的病灶。在禁止流轉和買賣的土地制度下，農村宅基地在市場上的價格低得可憐，因此政府實際上只用付出很小的代價，就可以從農民手中取得土地所有權。然後，政府再變更土地性質使之能參與土地流轉，土地價格就不是一番兩番而是十倍、百倍地上翻了，這也是土地出讓金能夠達到如此龐大數額的原因。
有人說，過去用剪刀差掠奪農民產品，現在同樣是在用它掠奪農民土地，而且這把剪刀還更大了。在這大剪刀差之下，農村和農民面對強大的城市經濟體，被源源不斷地攫取了太多的資源與經濟利益。正如源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所建構的“中心－邊陲”模型一般，現在中國的城市與農村，正如一個“中心－邊陲”的體系，農村經濟發展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它們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的不得不依附或被剝奪而造成的，在這個“中心－邊陲”的結構裡，邊陲就像沒有自控能力的衛星一樣，它們的發展“會相當受限於本身的衛星地位”，處於這樣地位的發展，只能是一種“低度發展”。如此，問題自然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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