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留住人才的問題，在全球化社會，不能硬性規定一個人一定要在哪裡工作，所以要留住人才，只有靠經濟發展。全球的經濟重心在亞太區，國家又在蓬勃發展，我覺得留住人才是可能的。當年鄧小平的政策容許更多的學生到外國，也沒有說一定要留住學生，而是用一個更廣闊的胸襟去想：如果我們本國的人才去外國學到了外國的東西，吸收到中西文化的精髓，將來有成就時再返回來國家，國家可能會得到更多。所以我們不需要拘泥於內地學生來到香港，讀完四年作為跳板，再出走外國，覺得這是一種浪費，但是這種人際網絡、對香港的感情仍然留在這裡，將來我們都會有收成的。
我們做“教育樞紐”的前提，就是擴闊學位和升學的機會，不能排擠香港人，讓他們沒書讀，反而我們應該與內地大學多些聯繫，讓香港學生有機會去內地好的大學升學，內地學生機會來香港，互相流通，包括學位互認、學分互認、互派學生等等，都可以考慮。
中評社記者：2002年，你就大談“國民教育”，認為學校有責任向學生灌輸國民身份，“必須從殖民地的歷史中釋放出來，把眼界擴至超越深圳河”，並且“要接受祖國的強項及短處”；回歸後，年輕人最緊要係“對大陸必須要客觀和正面”，學習欣賞及容納與香港不同之處，要追求“雙贏”。你認為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的步伐是慢了、快了？有何難處？
羅范椒芬：我以前一直講，做國民教育也好，做德育也好，其實都有四個步驟，就是“知、情、意、行”。“知”其實比較容易做，就是灌輸一些知識或者帶學生到內地看看。但是在“情”上，你要讓學生對國家有感情，這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意”就是說有意志去為國家奉獻，這就要等學生有一定年紀，才能做到這點。到他真的實踐去“行”，就更加是後一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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