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峰經過村裡的小路
|
王立軍黑且精瘦，額頭上橫著5條深深的抬頭紋，手上還有被玉米杆割破的紫色傷痕，看上去像個十足的莊稼人。他當過十幾年小學老師，後來調到鄉文化站工作。鄉鎮事業單位改革時，他符合工齡30年的條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軍在電話裡爽快地答應了劉晏清。他不是本村人，但也聽說過這家人的事。他看過宣傳册，知道艾滋病“不像2003年非典那樣興師動眾”，它是可防的。
“不是說咱思想境界高，一開始我是衝著錢去的。”他一擺手，半開玩笑地說。其實他並不知道政府能給他開多少錢。
回到家，王立軍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妻子。“我明天又要上班了，還去學校當老師，就教一個學生。”他壓低聲音，神秘兮兮地說，“一個艾滋病小孩。”
“你彪（東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別人不幹你幹呀！”妻子急了。任憑王立軍接下來怎麼解釋，她只有一句話：“你要幹就別回家！”
那天晚上，王立軍和女婿說起這件事時，妻子仍在旁邊不依不饒，“你看，他是不是有病？”女婿倒挺開通，“沒事，這個病就那幾個傳播途徑，別聽他們瞎說。”妻子沒再說什麼，王立軍就當她默許了。
2004年11月20日，“愛心小學”在村委會裡開學了。學校裡只有兩個人，操場是村委會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籃筐是綁在電線杆上的一團鐵圈，只有村小那個標準籃架一半高。
見到小峰第一面時，王立軍有些意外，這個被母親領來的小男孩，瘦小得不像已經過完7歲生日的樣子。在母親的提醒下，小峰叫了聲“老師”，又鞠了一躬。王立軍伸出胳膊，一把將他摟在懷裡。
“別聽他們的，他們都瞎說，咱不是那種病。”
村裡有了兩所小學，相隔僅百米，坐在村委會的這間教室裡，能聽見對面學校清脆的上課鈴聲。
小峰的學校沒有鈴聲。這裡也沒有考試和作業，而且只上半天學。每天早上，母親用自行車載著他，儘管步行的路程還不到10分鐘。王立軍故意讓小峰的到校時間和對面學校錯開，晚到、早退。這樣，即使沿著同一條路上學，他和村小的學生也很少碰見。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樣”。他呼吸時，胸口有時會響起一陣成年男人打呼嚕似的聲音。他學會了咳嗽時轉過頭，吐痰也跑到屋外的小路邊。
他幾乎沒再去過對面的學校。除了一次電視台錄像，記者讓他站到村小大門那裡，他兩手攥住鐵栅欄，一張小臉貼了上去，茫然地向裡面張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