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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小峰和劉立寶（前）在廣場上跳舞 |
然而這所孤獨的學校始終存在著，儘管小峰讀了7年仍然在上二年級。唯一的老師王立軍總是早早地坐在教室窗邊，透過玻璃尋找土路上那個矮小的身影——他唯一的學生。
“我媽不讓跟他玩，怕傳染艾滋病。”
這個家庭留下的記憶躺在一只帶“喜”字的紅色皮箱裡。如果只是翻看這些照片，很難在其中找到異樣的蛛絲馬跡。
那時，小峰的父親在外國漁船上做海員，舉止做派像個十足的城裡人。在兒子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中，他戴著當時流行的茶色蛤蟆鏡，穿著黃色圓領T恤衫站在美國街頭，瀟灑地擺了個叉著腰的姿勢。
第一次出國打工回來，他帶回了10萬元人民幣，娶了外村的姑娘，換了新房子，還買了彩色電視機。在1992年的農村，這讓鄰居羨慕不已。
結婚沒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漁船幾個月才能靠一次岸。幾年後他回國時，在機場入境抽血檢測時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為丹東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當寬甸縣防疫站接到這份化驗單時，已經是3個月後了，這對夫妻此前毫不知情。工作人員急忙去為他的妻子采血化驗。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防疫站把車開到村子旁邊，人悄悄地走進去。只是，誰也不敢掉以輕心，工作人員戴上了手套和口罩，還穿上了防護服。
血樣送到市裡檢測後，結果也是HIV陽性。
這對夫妻卻沒把它當成什麼大事。身體沒有出現症狀的他們一度認為，是化驗單搞錯了。儘管有村民模糊地回憶起，那段時間他們曾經大吵過一次，娘家的親戚還慫恿他們離婚。可倆人繼續過著自己的小日子，甚至不顧防疫站勸告和親戚反對，打算偷偷要一個孩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從母親那裡得到了一對單眼皮，還有艾滋病毒。
不知從什麼地方得知這一消息的某家本省媒體，報道了這個故事，並在文章中提及真實的個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們這才如臨大敵。
村莊往日的秩序不複存在。首先消失的是朋友，他們很少再去串門。接下來是工作。擅長泥瓦匠活的父親在附近打零工，風言風語很快就傳到工地上，老板第二天就把他的工錢結算了。
還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險人物”。幾年前電視台來採訪，呈現了這樣的畫面，系著紅領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說：“我媽不讓跟他玩，怕傳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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