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9月22日電／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周提出未來十年縮減財政赤字3兆美元的方案，對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富人徵收“巴菲特稅（Buffett Rule）”成為焦點中的焦點。這個從股神巴菲特提議衍生而來的富人稅，也在其他國家發酵，飽受歐洲債務危機衝擊的歐盟國家，包括法國、意大利與西班牙等，亦為因應當前財政困境，擬對人數不多但納稅能力超強的億萬富豪們，開徵額外的特別稅。
台灣經濟日報社論指出，“富人稅”在國際間儼然成了顯學，不約而同成為困窘國庫開源的優先選擇。就公平性而論，“富人稅”絕非進步的名詞，甚至違背課稅理當秉持的立足點平等原則；但在維護課稅正義的理由下，歐美諸國甚或台灣，皆因減免天平長期向富人傾斜的結構缺陷，致使從未繳出與自身財富相稱稅捐的富人們，此刻也很難發出反對富人稅的聲音。
然而，對富人加稅往往難上萬倍；一是政治面的，因為富人擁有較多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籌碼；二是經濟面的，在全球化之下，金錢會朝有利的地方流動，富人也會選擇稅負最低的國家落腳。因此，租稅的削價競爭既是富人致富的推手，也是各國憚於對富人課徵重稅的關鍵。若非歐美大國陷入如流沙般動彈不得的債務困境、若非富人自願共當國難，富人坐擁高收入、低稅負的優勢現象，勢必還是鐵板一塊。
可是，一國的稅制結構，若在有意無意間，例如種種政策性減免或不合理的避稅漏洞等，慢慢演變成富人總稅負低於中產階級及薪資所得者，勢將也在政治面及經濟面威脅到政府稅收的可持續性，終將難以維繫。因此，“富人稅”的提出，若可促使政府正視這些有意無意間造成的不公平，就具積極意義。也因此，倡議富人稅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對稅制缺失的反省上，是著眼於人人擁有課稅立足點一致的權利，絕非來自階級對立的“仇富”心理作祟。
台灣沒有立即的債務危機，但近年已因貧富差距擴大而瀰漫了一股應對富人加稅的訴求。事實上，在台灣現有近20種稅目中，雖無“富人稅”這個項目，但確有專為富人設計的課稅機制。例如於2006年起開徵的最低稅負制（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及今年6月施行的奢侈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都是因社會難耐富人獨享輕稅的不平氛圍而誕生的新稅。儘管如此，這兩種依財富多寡量身打造的稅制，卻非適度合身的“富人稅”。
以最低稅負制為例，年收入逾600萬元的極富家庭才是課稅目標，政府選擇計稅的範圍，也只限海外所得、保險給付及未上市櫃股票收益等五類所得；更具累積財富效果的土地及上市櫃公司股易交易所得並不在列。至於奢侈稅，亦僅鎖定持有未逾二年即出售的非自用不動產，及一定金額以上的少數奢華財貨，未列入者即無課稅之虞。
美、法、義、西等倡議“富人稅”的背景，與台灣實施最低稅負及加徵奢侈稅或有不同，但其目的卻十分接近，除了充裕國庫，還盼修補淪喪多年的量“能”課稅功能。歐美等國的“富人稅”規劃目前僅知梗概，尚難一窺堂奧，有無值得台灣借鏡之處仍未可知；但不需他山之石，政府自行檢視亦可知，現行稅制在“量能課稅”的實踐上，確有許多必須修補之處。
美國的富人稅，先有億萬富豪登高一呼，後有國家元首政策唱和，能否順利成行，還有待觀察。台灣雖無“巴菲特”，但期盼能有勇於挑戰租稅沉痾的“奧巴馬”。
收起租稅保護傘是政府的義務，毋需高調宣稱對富人加稅，因為不繳稅的並非“富人”，而是長年被輕縱的免稅所得，只要落實有所得就課稅的基本理念，又何需“富人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