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政府的強勢作用，就沒有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高速成長。然而“東亞模式”實行的終歸是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始終是在與市場機制的互動中起作用。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憲稱，如果說在經濟高速成長的初期，政府的強勢作用有著邊際遞增的效應，那麼，在市場機制逐步成熟的後續時期，政府作用就將呈現邊際遞減的效應。與市場主體的決策機制相比，政府決策的信息不對稱更加嚴重，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公共權力、公共資源進入競爭性的經濟活動，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對私權的擠出或侵犯，以及尋租等問題。因此，對於“東亞模式”來說，進一步的成功就與政府作用在競爭性領域的適時退出有關。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轉型中的中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日前表示，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紛紛出手對金融市場進行干預。這是自凱恩斯主義誕生以來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應對嚴重經濟衰退的通常做法，並非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否定。
儘管在1970年代發生“滯脹”後，凱恩斯主義遭遇了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挑戰，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成為各國政府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成為常態的政府干預。金融和經濟危機後，即便長期恪守市場自由的國家，如美國，也採取了重組企業債務和產權的干預措施，即所謂“國有化”的措施，哪怕這些措施是短期的。“相對於常態的政府干預，這些措施就是非常態的政府干預。常態的政府干預和非常態的政府干預是政府干預的一次新綜合。”陳憲說。
而石小敏亦表示：“德國和美國一樣，在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原則相近，只不過德國創造的模式是社會市場經濟，行業自治、企業自治。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上，它們是相同的，還是一個自由的市場。”他說，這對中國是一個借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