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德國也不可避免地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救市計劃和經濟刺激計劃，如將5000億歐元用於為德國銀行間貸款提供擔保、幫助銀行增加自有資本、購買銀行壞賬，投放820億歐元用於公共投資等。但是總體來說，德國政府在採取經濟刺激的時候，嚴格規定自身的投入規模、行為邊界和時間長度，避免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德國堅持，經濟的復甦主要應依靠經濟自動穩定器發揮的作用，而政府干預經濟僅僅是一種反周期的短期調節，以減少經濟波動的過大破壞性，因此，政府在實施經濟刺激時必須要考慮自身行動的必要性，不必要的干涉會造成很大的破壞性，而不是促進經濟恢復。在救助德國受困銀行和企業的過程中，默克爾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留下“國有化”的印象。默克爾表示，“在救助過程結束後，我們要盡快回歸原有的社會市場經濟軌道。”
而與德國經濟有相似之處的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採取了一系列的對策。推出了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大幅降息、增加銀行流動性。相比之下，德國在分配財政資金時，只將較小的一部分用於公共投資，並且盡量使救援政策的實施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曾指出，德國政府救市時，十分注意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往往通過設計出一種能夠引導市場主體行為的制度，然後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場個體進行微觀決策，從而實現政策目標，而不是直接參與市場活動，破壞市場機制。盡量實現“政府搭私人便車”，而不是“私人搭政府便車”。
政府的邊界
在世界經濟普遍出現衰退之際，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再次被討論。那些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經濟體開始受到重視，他們沒有遵循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而是採用不同的“國家資本主義”等模式，反而在傳統的西方世界遭遇危機時，能夠持續獲益。中國、韓國、新加坡無一例外以政府威權作為經濟管理的主導力。在金融危機面前，西方國家尚且需要強化政府功能，這對新興國家是否構成一種誤導，從而更加傾向於擴大政府控制的範圍呢？挽救經濟的出發點是不是該取代“市場”這一普世通則？在市場面前，政府該在何種恰當的時間和邊界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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