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王勇平留給公眾兩張截然不同的臉譜。一張是7.23動車事故後新聞發布會上的“口不擇言”——“奇跡”、“反正我是信了”等雷語迭出；一張則是“突然卻並不顯得意外”的離任背影。有媒體甚至登出了王勇平在鐵道部辦公樓的樓梯上揮手作別的照片。這樣的照片令人充滿惆悵，以至於有網友在微博上表示，“我已經開始同情王勇平了”。
我們很難說王勇平離任與他此前的“發言失誤”無關，正因為如此，我們也能夠理解網友對他由憤怒到同情的心理轉變。事實上，這或許更是一種互通的情感。王勇平在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上的糟糕表現後，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就在博客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他在文章中反問：今日王勇平，明日誰？今日鐵道部，明日誰？在我看來，這裡面固然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情愫，其實更揭示了當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困境，以及發言人必須要承受的制度不完善的代價。
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開始確立，雖年輕，但成長迅速。數年來，國務院、部委、省市區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基本確立，各級黨委發言人也即將全面出現。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而與此相對應的，作為一種發展中的“陣痛”，則是新聞發言人制度被部分扭曲與異化：在許多時候，新聞發言人制度更被側重於技巧訓練、公關培訓；有的時候，他們甚至只是宣讀通稿，為了體現部門意志，為了把事情“抹平”。
《人民日報》將不合格的新聞發言人分為“無可奉告型”、“大包大攬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辯護型”、“報喜不報憂型”、“惱羞成怒型”、“感情錯位型”等等。這樣的公眾形象顯然與新聞發言人的制度設計本意相悖，也越來越不適應開放的時代背景。在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公眾因為網絡擁有愈來愈多的信息，微博更是擴張了這種信息占有的容量。公眾對新聞發言人的期待，更多集中到了“有問必答”、誠實與機智等表現上面。沉默、挑釁甚至王顧左右而言他只會愈來愈激起公眾的反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