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這種原因：人類最偉大的一些城市並不是枯燥無味的單一文化體，但使得它們充滿活力的豐富特質也加劇了它們的不穩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很久以前就註意到，如果城市人口密集，而且窮人們距離政治中心很近，傳統城市就容易變成暴亂中心。最具創新精神的美國城市同時也是抗議示威最多的城市，並且社會資本和凝聚力也最低，這並不是巧合。今天的倫敦也幾乎如此。
簡而言之，很有可能，這種騷亂是全球化時代中城市的一個特點，而不是一次偏差。我們的城市並不是“山巔上的光輝之城”，而是四分五裂。放任自由市場不受控制地自行其是，將使這種分裂狀況更加惡化。若單純的增加警力則會招致更大的災難。因此，大城市若要實現繁榮，現在就需要制定新的社會契約。
而僅僅靠老式中央集權式的藥方——公共住房、公共醫療、公共福利以及毫無前途的為創造就業而安排的工作——是不夠的，最初下層階級就是在這些措施的助紂下創造出來的，而這個階層幾乎是恆久不變的。新契約必須承認每一位居民都是創造性能量的來源。
這意味著實行兒童早期發展計劃，並努力引導年輕人把才華投入新型城市企業和對社會有益的創造性活動中。還必須著重把快速增長、低工資、低技術的服務業工作崗位，轉換為報酬更高、更有成就感和更富有成果的工作。
文章表示，倫敦和其它全球中心城市要想繁榮，就必須擴展其建設創造性城市的承諾，僅有外表光鮮的公寓、大型體育設施和文娛區是不夠的，要為全體居民提供真正的發展機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上周發生在倫敦的一幕幕場景將很快在全球其它地方大量上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