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前者，這種“可能被分享到的價值”只能來自於分享該經濟體穩定增長前景的預期。由於經濟之中不僅有貿易品，而且還有非貿易品，因而，這種分享本質上要求“本國貨幣就是本國財富的證券化”。
站在這個嶄新的角度來理解此前提及的因素，一國要政局穩定，是使金融資產持有者的產權可以得到保證；經濟總量要足夠大，是確保有足夠的基礎資產來進行證券化以供全球持有；要保持通脹水平的穩定，則是避免貨幣這種基礎資產所有權證的內在價值下降甚至隱含違約。
對於後者（即流動性），則需要一個規模足夠大的金融市場的支持。一個經濟規模足夠大經濟體財富的高度證券化，將令這一要求水到渠成。
因而，貨幣國際化的先決條件其實是一國財富的高度證券化。
不少經濟體雖具備較大的貿易和經濟規模、穩定的通脹和政局，最終卻未能成為國際貨幣。其主要原因正是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由此令國外居民雖渴望分享該國的成長紅利卻苦於無門。
文章舉例稱，瑞士法郎，瑞士雖政局穩定，通脹也較低，但經濟規模太小，“小水塘容不下大象洗腳”，因而最終無法成為國際本位幣；泡沫經濟破滅之前的日本，曾是全球成長最快、經濟上最富活力的國家，但是，日本一直以來的特徵就是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對外的較強封閉，而“封閉”最終斷送了日元國際化的夢想；1999年以貨幣狀態出現的歐元，在本輪危機之前，從任何角度似乎都比美元更適合承擔國際本位幣的角色——歐元區通脹水平更低更穩定，其超主權央行的特徵顯然較美聯儲獨立性更高，因而令幣值穩定更有保障，但是，由於其金融市場分割嚴重，雖在誕生之日就深孚眾望但最終仍無法與美元比肩。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缺乏一個具備相當深度和規模的金融市場支撐的貨幣，無論其所代表的經濟體如何有活力，該貨幣最終都很難成為主要國際貨幣。
根據以上“國際貨幣不過是一國財富證券化”的視角，中國2009年的貿易規模就已躋身全球第一，經濟規模則在2010年超過日本位列全球第二，政局和通脹總體也較為穩定，在基礎資產上已具備成為國際貨幣的條件，但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卻遠遠不足，海外投資者能夠投資的人民幣資產規模和品種仍然極其有限。
這種狀態必然會導致人民幣國際化在經歷最初的“低基數性井噴”之後，隨後便可能陷於停滯。目前已經看到，積累在香港的人民幣因缺乏投資對象而同期限利率遠低於內地，同時投資人也將香港的人民幣債也戲稱為“點心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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