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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迺強 |
台灣人做semi-government（半官方）的工作是比較小心的。因為島內的政治環境，初一、十五月亮不同，小小事都可以爆發成很大的一件事。香港人經過政治新聞bombard（轟炸）就會變得反叛。香港人的耐性比較低，習慣快，內地人很有耐性，你要他等一小時絕對沒問題，那就是文化修為不同。而台灣人則不會出聲，等到你真的解決不了問題，他們才會出聲，不過等到他們出聲，就已經表示事情非同小可了。所以我也笑說，如果在香港有車輛碰撞，司機最多罵兩句，叫員警幫忙，然後自己離開就沒事了。我在台北坐計程車的時候，在路口撞車，兩個司機就先對罵繼而打架，打完架後員警走過來，兩個司機就拍拍手，然後離開，像沒事發生一樣，又不用賠錢。不過，計程車司機一直在車裡罵著，於是我就叫他不要動氣，放鬆一些，我怕他情緒那麼不穩定，說不定又會撞上另一輛車。所以在這方面，台灣、香港和內地也存在文化差異。
我的台灣朋友經常說，覺得很難跟香港人溝通，可是跟內地人就很容易。我不否認他們跟內地人較易溝通，因為他們在文化上，尤其在語言方面的確很容易跟福建的閩南人或客家人溝通，拋開政治來說，台灣跟內地是很容易溝通的。但是，香港卻接受了英國文化近150年的薰陶，英國的制度在香港根深蒂固。
前陣子，我在北京跟朋友吃飯，他們問我：“你們香港建港珠澳大橋，為什麼有人可以控告政府？這樣做不是會影響香港發展嗎？”我就說這事要從“公”和“私”兩個角度來看。從私人角度來看，這個市民不應該因為一己之利而影響整體香港人的利益，但對與錯不是由我來說，因為事情已處於法律程序上，應該尊重法律程序，因為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跟新加坡在競爭上的最大差別是，在香港，只要法理依據充分，你是有機會成功控告政府；但在新加坡，你基本上沒有機會控告政府，這就是兩地的差異，但這（法律制度）對我們商界人士也非常重要。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到台灣投資非常困難，因為台灣行使的是大陸法，而香港則是行使英國的普通法，大家的思維邏輯都不一樣，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文化差異很大。
不過講到守法，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人會懷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守法程度是最高的，所以香港跟台灣在這方面存在著互補性，同時台灣需要像香港這樣一個中西合璧的文化，因為台灣是集合了中式和東洋文化，而香港則是東西文化合一。香港和台灣文化之間其實有很多共同點，大家的東方文化其實一樣，而西方文化亦只有一點不同，如果將兩者放在一個熔爐碰撞，一定會產生出火花，尤其是在一些創意工業和如何將產業鏈融入市場等，香港可從台灣身上多學習。台灣方面近年積極進入大陸辦連鎖、產品推廣，而隨著內地的經濟發展和制度化，其實香港或可在很多方面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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