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國因素的影響加劇了上述“冷戰思維”的副作用。儘管當時日本被美國佔領，但自從被拉入西方陣營後，日本便發生了從“被動接受民主改造”到主動作為西方一員的嬗變過程，具有了“西方意識”。日本最新的《防衛計劃大綱》把建立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作為安全戰略目標之一，試圖在東亞與全球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日本在地緣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大舞台上游離於亞洲之外的立場使其經常面臨與亞洲鄰國交惡。日本處理與中國和朝鮮等鄰國關係時的作法不能不令人聯想到“冷戰思維”仍在作崇。短期內，日本很難跳出這個戰略思維的又一怪圈。
三是領土爭端是橫亙在中日之間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中日之間存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土爭端，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日本海上保安廳和自衛隊長期保持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的巡邏與監視態勢，干擾大陸和台灣漁民在該海域附近的正常作業，排斥中國海政與海監機構的正常巡邏活動，無疑會加劇雙方的矛盾，加重彼此之間的不信任，進而影響兩國的安全關係。中國在與周邊國家處理邊界與領土爭端方面已經有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平談判解決爭端才是唯一出路。基於不科學的威脅認知方法得出的錯誤威脅判斷很可能會導致領土爭端問題演變為意外衝突或安全事故。因此，承認爭議，保持克制，和平解決，才是雙方的合理選擇。
四是日本擴大化解釋“周邊有事”範圍影響地區局勢穩定。在上述理論與思維方法的影響下，日本把與中國有關的地區局勢的變化視作對其安全的潛在威脅。日本所謂的“周邊有事”，主要指台海地區和朝鮮半島發生重大變化時。譬如，在台海方面，日本忽略了兩岸關係近期取得的有益進展，繼續加緊在有關方向設防佈防，這無疑會加劇彼此的不信任關係。在朝鮮半島方面，中國一直不懈地努力，爭取在“六方會談”內和平解決朝核相關問題，但日本多次把日朝雙邊問題提到“六方會談”框架內，偏離了會議主題。日本把“壓力”作為優先於“對話”的手段，反而會增加化解朝核問題的難度。由此可見，地區局勢的變化以及對變化的判斷與應對，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日之間的安全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