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揚眉吐氣的反對黨有了議會的席位，也有了決策權，但是它們必須記住以上事實。如今這個三黨齊驅的政府務必要保證它們不會落得像美國國會那樣。新加坡現在必須同時兼顧民主共識和果斷行動，只有後者得以保持，前者才能得以實現。
新加坡還超越了傳統，其舉動在自由市場“純化論者”看來，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計劃創新。和許多小國一樣，由於國土面積小，周邊國家又不夠友善，新加坡無法承受失敗。因此它用殼牌那樣的前景規劃來預測全球和地區走向，決定重點投資在哪一領域，以掌控未來市場。這需要有遠見，而新加坡絕不缺乏這種品質。兼具東西方特色看似有些矛盾，但那正是新加坡獨有的重要特征，能讓它做好準備充分利用這次權力交接。
但是在這位耄耋老人離開舞台後，新加坡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激勵新一代人民公僕促進新加坡模式的發展，而不是停留在物質至上主義裡。愛國主義可能已不再是新加坡的目標，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後現代的理念，來迎合世界發達城市越發多種族化的趨勢，也就是“利益相關制”。像紐約、倫敦和阿布扎比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並不需要為當地的外來居民提供公民權或永遠居住權。相反，真正需要競爭的是能否給這些居民提供機遇和歸屬感。正是這種個人的“買進”將造就學者丹尼爾 A 貝爾和阿夫納 德沙利特在他們即將出版的新書《城市的精神》裡所說的“市民主義”。這種“市民主義”（或對自己城市的自豪感），而非民族主義，注定成為21世紀最為主流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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