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後華盛頓共識”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新興市場都在尋找一種新的模式。鑒於中國的華麗轉身以及逐漸向超級大國靠攏，有些人提議“北京共識”。然而事實上，在這場21世紀管理模式的競賽中，“新加坡共識”比“北京共識”更有可能獲勝。與中國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意識形態就是沒有意識形態，而是純粹的實用主義。日益崛起的城市國家，如阿布扎比，正在借鑒新加坡的模式，不管是長遠的城市規劃，還是電子政務協議的采納。然而，在效率上應該不會有任何國家能夠達到新加坡這種近乎完美的程度：畢竟，當代領導人中沒人能像李光耀那樣自律，也沒人具有他那種推行紀律的決心。
換句話說，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專家治國論者的夢想。新加坡的福利體系跟歐洲如出一轍，包括國民醫療保險和低成本的教育體制，但它既不鼓勵希臘人那種懶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揮霍。新加坡的方式是通過一系列激勵方案培養市民的良好行為，而這些方案又能使人們無論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穩定，專心工作。新加坡的失業率一直很低，幾乎沒有人無所事事。新加坡還通過徵收消費稅和向有車族收取擁堵費來促進對可持續發展有利的行為。
兼具東西方特色
有人認為，李光耀的退位將大大削弱人民行動黨的勢頭。但不管怎樣，看看中東地區，新一代的領導人比他們的父輩軟弱了許多。人們對李顯龍總理也遠不及像對他父親那樣敬畏。儘管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遭到重挫，李顯龍卻能很從容地以謙遜的態度宣布從大選中可吸取到的重要教訓。即使這個國家內部越發民主，新加坡仍是21世紀何為良政善治( Good Governance)這一爭論的基礎。新加坡向世人證明了即便沒有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以負起責任，政府永遠都存在，但對公民必定是有求必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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