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引進國外先進軍工技術同時，中國軍工企業也打開了國外軍售市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便提出，不當軍火商不行了。在1979年，中國以向埃及出售殲-6戰機為開端，將武器也作為外銷商品推向國際軍貿市場，在80年代還取得了不小的銷售量。例如，當時通過引進西方航電設備對殲-7進行改造，向十幾個國家出口上千架。此時出口創匯獲得的收益不僅解決了軍工企業的經費來源困難，又為下一步的武器研製提供了重要資金，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
1989年夏天以後，西方國家聯合對中國實行軍品禁售，而中蘇關係卻實現了正常化。蘇聯衰落和俄羅斯聯邦初建時，其軍工企業急需經費以解決生存困境，中國因此再度從隔絕了30年的舊日合作夥伴那裡引進了具有國際80年代水平的戰機、地對空導彈、潛艇。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對俄軍購數量並不算太大，卻解決了一些重點技術的引進問題，與之前對西方裝備的探索相結合，再加上自主開發能力的大大提升，中國對重點武器的開發有了不少質的突破。一些在研裝備吸收了新型俄羅斯裝備的優點，大大加快了研發速度，有些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從90年代中後期起，中國軍隊將信息化作為軍隊建設方向，裝備信息化也被列為武器發展的重中之重。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的實踐證明，現代信息電子技術已經改變了戰爭的樣式，“矽片較量”比“鋼鐵拼搏”更重要。由於國家863高科技發展計劃的實行，整個國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又為向軍品研製轉化創造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國內電子、信息工業的發展，也使國防科研和軍工生產邁上一個台階。
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天安門閱兵，向世人初步展示了中國軍隊新一代武器的外貌，如新型坦克、裝甲車和各類導彈都大批亮相，這些作戰平台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縮小。與此同時，中國各軍工企業也都按行業組成各集團公司，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運行方式推動武器的研製，大大促進了主戰裝備在與世界接軌的標準下得到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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