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歷史造就的“越南例外”
擁戴“弱勢總書記”在越共而言早已是不成文的慣例。
精通越南語、長期研究越南政治法律問題的廣西民族大學政法學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長吳遠富對十一大投入了大量精力觀察，“越南媒體公開報道了政治局委員得票排名，張晉創、馮光清、阮晉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卻當上了總書記，這說明總書記的產生並不完全由中央委員會的選票決定。”
吳遠富認為，此次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獨立意志增強，不完全受政治局擺布。據他了解，大會開幕前，政治局提名阮伯清（峴港市委書記）、阮善仁（副總理）、阮氏金銀（勞動榮軍社會部長）三人進入政治局，代替將退休的幾名老委員，但提議被中央委員會否決。
越共高層原本想將政治局人數從14人擴大到17人，也被中央委員會否決，還是保持了原有規模。
黨代會的作用此次更顯得實化，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提名新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中，有十位部長候選人最終沒有當選，包括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範家謙、計劃投資部長武宏福、交通運輸部長胡義勇、內務部長陳文俊等，這些人落選，有年齡因素，也有因社會評價較差，被黨代表投下反對票。失去中央委員資格的部長將在今年5月召開的國會會議上被改選。
共產黨國家很容易形成一個早期共有的特征，即因為戰爭原因，憑借著資歷、軍功、人事運作，總書記（或黨主席）能淩駕於政治局之上，從而淩駕於中央委員會，若再借助殘酷的清洗整肅，還可淩駕於全黨全軍全國，出現萬馬齊喑、瘋狂個人崇拜的景象。一旦出現政教合一型的“超人領袖”，則黨紀章程被徹底破壞，黨代會召開與否或何時召開完全憑其個人意願。
越共歷史上不乏權爭派鬥，但表現形式總體較為溫和，既未有過急風暴雨的大整肅，也沒出現過“超人領袖”，即使“胡志明伯伯”亦是如此。相比而言，越共的意識形態一向也不是特別激進。
“越共例外”既非越共比較成熟，它的民族主義特性強過馬列屬性，亦非越南人性格溫和，最重要的因素在於複雜的歷史機緣巧合。
從越共精神領袖胡志明在越共歷史地位的形成即可見一斑：早年，胡志明在法國輪船上打工，得以游歷歐洲，後在法國參加共產黨，接下來，胡奉莫斯科之命回國整合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那三個在共產國際前互相攻訐爭正統的共產黨，1930年胡在香港將它們合併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名義上是越老柬三國共產黨，實際由越共主導，“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
胡志明是地地道道的“莫斯科空降幹部”，長期在中國和蘇聯活動，本土根基不深。“印支共”建立後，發展相當不順，胡一直未能把各派凝聚起來，但胡大部分時間都是莫斯科認同和信賴的人，同中共交往也不淺，這是本土派幹部所無的稀缺資源，胡一生都忠誠於莫斯科路線。
三十年代，胡志明曾在黨內派系鬥爭遭排擠出局，喪失領導權。早期越南的“國共合作”中，反對派指控胡志明向法國人出賣民族老革命家潘佩珠（越南國民黨創始人），“印支共”再度分裂渙散，胡在黨內和莫斯科失勢，出席共產國際七大時，他居然成為自己昔日追隨者黎鴻峰的顧問。
法國殖民和日占期間，“印支共”並無太大發展，真正起家是在日本投降後中國軍隊進入越北接受日本投降。越南北方出現兩個“越盟”，一個是越南國民黨為首的“越南革命同盟”，另一個是“印支共”成立的“越南獨立同盟”。很長時期內，越南國民黨的資歷和實力遠超過越共，但因多次組織城市暴力襲擊和大規模起義，遭法國嚴厲鎮壓，組織損失慘重，撤退至中國雲南境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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