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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政府改變了對中國居高臨下的心態 |
中評社╱題：《有風 有雨 更有晴－－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與中美關係的現狀及前景》，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本刊學術顧問
‧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事實表明，作為所謂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主要內容的，中美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差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除1989年後的一段時間曾很明顯之外，其餘時間中都比較有限。
‧“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以攻為守”的戰略行動，是通過進攻性的行動，實現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的戰略目標。
‧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正在向“是友非敵”調整。這一定位的調整雖然剛開始，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從此進入又一個新階段，中美關係也將由此進入又一個新時期。
‧隨美國對華政策向“借重加牽制”的調整，中美關係開始進入一個重要的新階段。中美關係日益明顯地表現出兩個重要特點：第一，中美之間開始形成真正的相對平等關係；第二，中美關係開始處於合作與競爭狀態。
胡錦濤主席訪美取得重大成功，在國際社會引起了罕見的強烈反響。人們普遍認為，中美兩國正在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基礎上，開創中美關係的新局面。但就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中，佔主導地位的對於中美關係的看法，卻是十分嚴峻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看法依據的事實基本相同。這表明，不同看法其實主要是對於中美關係實際情況的不同判斷。本文將對幾個中美關係中激烈爭論的問題進行探討，並據此對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做出判斷。
對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的分析
在關於中美關係的爭論中，所謂的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嚴重不利影響，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說法。不僅是對於中美之間發生矛盾、衝突最直接的解釋，而且是很多人強調的“隱憂”。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模糊不清的說法。甚麼是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它們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是甚麼？到底有多大？都沒有明確、清晰的界定。以這種說法做為判斷中美關係的根據是不嚴肅的，而且不符合中美關係及其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中美結構性矛盾”實際的使用情況看，使用者一般是將中美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做為中美之間主要的結構性矛盾。另外，近年來也有人，認定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與作為“現存霸權國家”的美國之間，必然發生爭奪世界霸權的衝突，這也是中美之間主要的結構性矛盾。總之，他們把中美之間，由各自固有的特點形成的差異，如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以及所認定的“必然趨勢”，即“中美必然爭奪世界霸權”，視為所謂的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實際上，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包括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以及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都存在著固有的、長期保持而難以消除的、以及必然發生的矛盾，即所謂的結構性矛盾。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所謂的結構性矛盾是否存在，而是這種矛盾對中美關係影響的性質和程度。
“中美必有一戰”，是強調結構性矛盾對中美關係具有決定性不利影響的最極端的認識。雖然其他相關認識相對緩和，但它們都認為，結構性矛盾，即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對於中國將“爭奪世界霸權”的擔心，決定了中美關係只能有暫時的、表面的改善，而不可能有真正的、鞏固的改善，中美之間也不會有真正的鞏固的合作。
但是，這些認識完全不符合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事實。首先，六十多年來，在中美之間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差異始終明顯存在的同時，中美之間的全面、激烈對抗關係，已經逐漸演變為敵意明顯弱化的合作、競爭關係；其次，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中美之間一直存在矛盾、衝突，有時還很嚴重、激烈，但引發的原因十分多樣，而所謂的結構性矛盾並不是主要的；第三，1979年以來，儘管一直存在結構性矛盾，但中美之間發生的各種矛盾、衝突，無論是否由結構性矛盾引發，都沒有導致中美關係重新全面、激烈對抗；第四，儘管美國對於中國快速發展，明顯地心存疑慮，但迄今沒有出現重新全面、激烈對抗的跡象。很明顯，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事實表明，所謂的結構性矛盾，只是影響中美關係的諸多因素中的一小部分，它們的存在增加了中美關係及其發展變化的複雜性，但沒有也不可能決定或改變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基本走向。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事實表明，作為所謂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主要內容的，中美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差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除1989年後的一段時間曾很明顯之外，其餘時間中都比較有限。例如，所謂的人權問題、西藏問題等，都對中美關係有所干擾，但都沒有形成嚴重損害。這表明，中美之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要的各種利益關係，包括共同利益與合作，也包括利益的矛盾、衝突，已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因素。這在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中，還將有更清晰的表現。所以雖然不應無視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美國對中國快速發展的疑慮等，但必須首先關注各種利益關係，對中美關係的正面或負面影響。
美國“重返亞洲”及其前景
在關於2010年的中美關係、中國安全形勢以及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等問題的爭論中，美國“重返亞洲”，是一個突出的熱點。實際上，2009年奧巴馬政府執政伊始，就明確表明美國將“重返亞洲”。但進入2010年以來，不僅奧巴馬、希拉莉等一再做出“重返亞洲”的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採取了一系列的重要行動。主要是高調介入所有的重要地區衝突，包括朝鮮半島雙方的新衝突、中日釣魚島衝突、南海問題等；高調改善美印關係；高調支持建立“跨太平洋的經濟夥伴關係”（TPP）等等。所以，人們都認同，“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的一個重要的戰略行動，而爭論則集中於對於奧巴馬政府實行“重返亞洲”的目的、成效的不同判斷。
奧巴馬政府為甚麼要“重返亞洲”？一些人明確認為是為了遏制中國，形成對中國的遏制圈。他們的依據是，美國高調介入地區衝突、高調改善美印關係，都明顯針對中國，將對中國形成遏制。顯然，他們認為“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的進攻性戰略行動，而進攻的目標則是中國。但這一判斷卻是對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戰略意圖的誤判，也是對2010年中奧巴馬政府在亞洲的一系列行動的誤判。實際上，“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的“以攻為守”戰略行動，是通過進攻性的行動，實現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的戰略目標。從2009年2月至今的奧巴馬、希拉莉關於“重返亞洲”的多次講話中，明確地宣示：亞洲一直與美國利益關係緊密，而現在和未來亞洲的地位及其對美國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多年來，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有所削弱，這損害了美國利益；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是美國重大的戰略利益。很明顯，“重返亞洲”戰略目標必然是，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而由於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已經有所削弱，為實現戰略目標，美國只能採取進攻性行動。但是，美國並不是，也不需要與中國爭奪亞洲的領導地位，因為中國現在並不具有亞洲的領導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具有。2010年中，美國在亞洲的行動直接或間接都涉及到中國。但深入觀察就可發現，美國不是利用這些行動遏制中國，而是在謀求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的領導地位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做為亞洲主要國家的中國。例如，美國插手釣魚島爭端，實現強化美日同盟；插手南海問題，恢復並爭取強化美國對東盟的影響等，明顯都是雖然涉及中國，但卻是為了追求強化美國的領導地位。
2010年中，圍繞朝鮮半島北南雙方的衝突，美國在西太平洋軍事行動頻繁，並由此強化了美韓、美日軍事同盟關係。一些人認為，運用軍事實力是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方式。但這又是一個誤判，運用所謂的巧實力才是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方式。所謂運用巧實力，就是根據需要與可能，綜合運用美國各方面實力，以獲得最佳的整體效果。運用巧實力，已成為奧巴馬政府推進其外交戰略和政策的最重要方式。這在2010年12月發表的，希拉莉主持制定的美國《四年外交和發展評估報告》中，已有充分論述。從2009年2月提出美國“重返亞洲”以來，希拉莉等奧巴馬政府高官，就一再強調運用巧實力，而且兩年來美國的實際行動，也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對巧實力的運用。實際上，2010年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也是運用巧實力的表現。美國充分利用朝鮮半島北南雙方衝突的時機，通過頻頻出動航母戰鬥編隊與韓、日分別舉行多次聯合軍事演習，而不是對北朝鮮進行直接的軍事打擊，不僅有效地顯示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無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對強化美韓、美日軍事同盟有立杆見影的效果。重視運用巧實力，固然反映了奧巴馬政府不同於小布希政府的戰略理念；但在深層次上，也反映了美國依靠某一方面實力，即使是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實力，也難以在亞洲保持並爭取強化美國的領導地位。所以，重視運用巧實力，也是美國“重返亞洲”的以攻為守內涵的重要表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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