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什麼山唱什麼歌”，我現在滿腦子都是重慶的事
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有人認為，你們這一代領導人，由於生活經驗和教育背景不同，對某些問題就會有不同的想法和工作方式，對此你怎麼看？
薄熙來：我們還是討論有關重慶的問題為好。你不了解我的經歷，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地方工作，中國有句老話，“上什麼山唱什麼歌”，我現在滿腦子都是重慶的事。你去過重慶沒有？（答：沒有，我已經申請了）重慶是一個非常值得去的地方。現在有不少美國朋友已經去了，惠普在重慶搞筆記本電腦，還有不少美國企業在重慶的發展也很不錯。
台灣中天電視台記者：今年度重慶將有50億美元投向海外，這其中包不包括台灣呢？
黃奇帆：我們的海外投資是為了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我們有個項目儲備庫，達上百億美元，每年能夠操作落實的差不多40億－50億，有不少項目計劃正在研究。
“嚴是愛，鬆是害”，市委、市政府必須板起臉來，敢於叫硬，而且常抓不懈
香港大公報記者：有人說，重慶出現了一種“大民小官”的現象，人民群眾越來越有主人翁感覺，對官員的約束越來越大。重慶在“治官”方面有哪些具體舉措？您是怎樣讓幹部放下身段為老百姓服務的？
薄熙來：去年，重慶的紀檢監察部門搞了個措施，叫做“三項治理”。第一項是交紅包，幹部收了紅包，不管多少錢，都要主動交上來；如果不交，一旦發現，就嚴肅查處！結果，兩個月就收到了6000多萬元上交的紅包。第二項是嚴查超標用車，也是先由幹部自報，一次性收了6000多輛超標車，然後公開拍賣一部分，再合理分配一部分。第三項是嚴查官員親屬經商行為。有句老話講得好，“嚴是愛，鬆是害”，市委、市政府必須板起臉來，敢於叫硬，而且常抓不懈，才能保證我們的幹部隊伍風清氣正。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求機關幹部“三進三同”，“三進”就是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現在一些三四十歲的幹部，到農村已經很不適應了。同勞動還行，無非是出點力氣，咬咬牙還能挺過去；同吃就比較費勁了，坐到桌子上就開始犯嘀咕，幹不乾淨呀？味道行嗎？最困難的就是同住了，尤其在山區，條件更艱苦，一會兒嫌被子有味兒，一會兒怕老鼠臭蟲，真是不適應！以後你們這些記者朋友到重慶，我們也給你們組織一次（眾笑），不用多了，就一天，體會一下，你們的思想覺悟肯定能提高（大笑）。
通過“三進三同”，我們的幹部覺悟和素質都得到了提高，回來後寫的感想可生動了！不經過這個過程，總覺得渾身不舒服，好發牢騷。經過“三進三同”，覺得什麼都好，更珍惜眼前的工作和生活了。剛才不是有朋友問幸福感嗎？一經過“三進三同”，就有幸福感了（笑）。
“增長極”這個概念，讓我們的思想進一步解放了，我們是從多層面來研究和實施的
經濟觀察報記者：“十二五”中，重慶提出要建成西部重要的增長極，如何理解？怎麼實現？有哪些量化的指標？
黃奇帆：這個增長極是錦濤總書記給我們定位的，希望重慶這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能夠對周邊地區起到一定的帶動作用，就像深圳、廣州是珠三角的增長極，上海是長三角的增長極，天津將成為渤海灣的增長極一樣，是一個常規的區域發展戰略。
薄熙來：重慶在“增長極”的建設上有了較大進展，這裡有幾個概念，可以從數據上分析。比如，進出口，原來是十幾億美元，現在達到100多億，2015年會達到千億；利用外資，原來規模很小，2007年只有10來億美元，去年達到60億，今年可達90億；對外投資，去年重慶搞了50億美元，今年還會上一個台階，“走出去”已邁出了重要一步。總之，“增長極”這個概念，讓我們的思想進一步解放了，我們是從多層面來研究和實施的。
重慶開放高地建設是一個與國際融合，促進要素流轉，促進內外兩種資源循環基礎上的一種開放高地建設
新華社記者：“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出要擴大內陸開放，重慶近年來推出了不少這方面的措施，但是內陸有很多地方，請問重慶如何避免與其他內陸城市的競爭？
黃奇帆：重慶建設內陸開放高地，有三個方面的要點：一是在引進外資上，3年前重慶利用外資是10億美元，去年發展到63億美元，估計今年會達到90億甚至100億美元。現在中國不缺外資，我們這麼起勁地把外資引進來，是因為外資還可以帶來技術、市場、管理和觀念，對我們形成開放高地是有益的。二是在“走出去”方面，開放高地建設要求重慶的企業走向世界，而且中國的外匯儲備到了3萬億美元，也要求中國企業“走出去”，所以去年我們海外投資50億美元，今年重慶會繼續到海外投資50億美元，收購國際上的一些礦山、農產品或者一些裝備技術。三是進出口貿易，去年重慶進出口貿易增加了50%多，估計今年會翻番，今後三五年，重慶進出口貿易會發展到10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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