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還著力推動日美韓等國安全合作，在亞太地區構建安全網。被視作是安倍政權時期價值觀外交的持續。今年年初，日本政府提出要構建日美印三邊對話的場合，共同對中國在印度洋的活動進行牽制。日本也有意延續日韓在“天安號”事件後聯合對朝施壓的態勢，推動兩國安全合作升級。1月11日，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訪問韓國，兩國決定就簽訂《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和《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展開磋商。若協定得以簽署，兩國軍事合作的層次將得到大幅提升，日本自衛隊的活動範圍和內容也將進一步擴大。
日本也投入相當精力來加強所謂的西南防禦，牽制中國力量發展。去年中日釣魚島爭端發生後，日本國內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要求防範中國軍力發展、加強對釣魚島實際控制的聲音增強。以此為契機，陸上自衛隊在沖繩縣與那國島的駐軍問題得到順利推動，美國也不斷明確表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日美合作向中國施壓的態勢日益加強。此外，日本政府陸續出台了加強海上保安廳執法權，引進千噸級高性能巡邏船等措施，加大對中國漁船在釣魚島海域活動的干擾力度。
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推進與其內外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日本國內整體右傾化趨勢的加強為日本提供了適宜的環境。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在1月12日的一次演講中，對朝野在安保主張上的趨同性表示了肯定，他說，“民主黨在野時過於重視對自民黨政權的攻擊，提出了諸多無效率、不現實的主張。但當前，民主黨與自民黨等原執政黨之間在安保問題上的認識實現了相當的一致，這是政權交替的效用之一。”而防衛部門在外交政策中的發言權也日益增強。去年1月，防衛相北澤任命原統合幕僚會議議長西元徹也擔任防衛相輔佐官，強化了自衛隊軍官在防衛計劃大綱及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制定中的影響力。菅直人也於去年底首度任命防衛省出身的官員擔任首相秘書官。防衛省還於今年初提出要新設一名事務次官級的“防衛審議官”，負責對外交涉，加強與美韓等國的合作。對此，小澤一郎在去年11月表示，日本存在政黨政治崩潰，重走類似軍部獨裁的危險道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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