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禮”？據《荀子：禮論》的說法，“禮”的起源是：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分界則不能不爭。
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求。兩者向持而長，是禮之所由起也”。
又據班固《漢書禮樂志》記載：
“人涵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地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而立人倫，
正性情而節萬物也……”
由此可見，“禮”是用來規範人類行為的。中國文化可愛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務實，絕不存幻想或好高騖遠。以上二位先賢的說法，可說代表了中國文化入世務實的看法。它不否認人有欲有情（包括貪婪），但只是說如何節制情欲。故曰：“發乎情，止乎禮”。雖然“禮”之為用,不僅只是它的節制功用而已，但在我們談論美國貪婪文化氾濫成災如何挽救之際，中國文化“禮”的有關節制之教誨，似乎值得特別推介。何況在中國再度興起之際，更應以美國社會貪婪成災而導致文化頹喪為前車之鑒。
禮的節制作用與教誨
《禮記》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為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又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也”。此種禮的預防，也常被稱為“禮防”。節之外，還有約。節是節制，有遏止之意。譬如勸人節哀。約則有折中或者“輔之”的意思。譬如，“顏淵喂然歎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已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篇）。另外“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論語》雍也篇）。二者之間，以節最難做到，但功效也最大。孔子對顏回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8)，是皆節也，防範於未發之前。如果用在前面講的巨騙馬道夫身上，節就是“非禮勿取”。此點也最值得告誡現今國人。尤以年青而藐視企業天下者為然。
中國傳統文化所講的“禮”與“法”（律）有甚麼不同？第一，禮是一個內在的道德制約力量。用現代語言來說，好像是寫進電腦的程式集（program）用以指導電腦作業（或不作業）一樣。這股道德的程式集也同樣地指導一個人的行止。法律則是外在的制約力量，雖然它也會起相當的威攝（嚇堵）作用，但除非犯法的罪嫌被發覺並緝捕到案，法律起不了它的懲罰(或彌補)作用。第二，禮的道德約束力，是無形的。一旦深植人的心靈中，有自動起得約束的功能；不須有人監視、揭發、甚至緝捕歸案。第三，法律可能有漏洞或空隙，宵小之徒可以找漏洞、鑽空隙。而“非禮勿Ｘ”的程式集，是無隙可趁的。
結束語
美國文化太過依賴法律的制約。故在教會影響力消退而監管法律又極不健全之狀況下，類似馬道夫巨騙之流、與“安然公司惡性倒閉症候群”遂即不斷發生。雖然最近有“陶德-發蘭克法”的成立，但究竟能發揮多少作用仍是未知數。何況，貪婪是一個道德的問題，屬於文化的領域。如若僅是思想上的貪婪，就好像嫉妒或仇恨一樣，只要沒有具體行動；甚至有行動而犯罪者並未抓到之前，都不成其為法律的問題。歸根結底，美國在近日貪婪氾濫成災之際，需要的不單只是更多監管法律（當然那也需要），而是怎麼樣在文化上能道德重整。達到“非禮勿取”並臻“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的地步。在這點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克己復禮”之教誨，對美國今日而言，豈只是他山可以攻錯之石而已耶。
言至此，反觀今日中國國情，肅貪似乎也是一個嚴重課題。我們重溫傳統文化特別是“克己復禮”之教誨，亦此其時歟！
注釋
(注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兩冊)。原為中文，後與美國賓州Derk Bodde 教授合作，將英文節譯在美國出版。名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Fung Yu-lan。 Edited by Der Bodde， (New York: Free Press, 1948)， 特別頁17 到 21。
(注2)對此，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霍布思(Thomas Hobbes)的Leviathan(巨無霸)。
(注3)見伯拉圖（Plato）的The Republic（理想之國度）；與他的The Statesman（真正的政治家）。
(注4)保羅是耶穌的弟子中對教會興起最重要的一人。《聖經》的【新約全書】27篇中，有一半是他（受聖靈感召）寫的。
(注5)這一節的討論，主要是根據家兄熊琛所著《醉墨軒心聲錄：闡明儒學糾謬正俗》（台北：柿葉山莊文藝社，2008）中，第二章中的【也談「和諧社會」】篇，特別是60-64 頁。
(注6)熊玠，“從社會和諧之思想比較中西文化差異”，《中國評論》(香港)，2009 五月號，特別頁 36-37。
(注7)見以上注十三，熊琛，頁174。我這一節的討論，主要是根據他書中174-184頁之宏論。
(注8)見以上注十三，熊琛，頁176 之討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2月號，總第15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