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日本—東盟軸模式”。雖然在地區合作中，這一機制並未被公認為一種正式的模式，但日本政府卻將其設定為爭奪地區合作主導權的階段性模式。其背景是，日本認為美國對東亞地區合作不再保持“善意的忽視”，而是轉變為“積極介入”，並對“東亞共同體”施以強大的壓力，日本主導地區合作的戰略面臨被瓦解的風險。而中國和韓國在“10＋3”框架下，取得了積極進展，占據相對優勢，繼續堅持“10＋3”，對日本來說無異於放棄地區秩序主導權。日本已與東盟核心國展開全面的雙邊合作談判，具備率先構建“事實上的東亞共同體”條件。基於此，2006年年初，日本小泉政府制定了“快攻東盟、牽制中韓，構建事實上的東亞共同體，確保主導權”的階段性戰略目標，主張將與東盟的談判進程提前五年，力爭2008年框定東盟，構建地區合作的核心圈。事實上，2008年年底日本如期與東盟核心國全面簽訂了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並與東盟整體達成自貿區協議，2009年年初正式生效。自此，日本在地區合作上率先搶占了核心圈，捷足先登，占據了“海洋地緣政治圈”要塞，開始推動“10＋6”模式。
事實上，正是2008年日本初步框定了東盟，構建了事實上的制度一體化關係後，福田政府才大膽提出了“太平洋內海化”戰略構想，即以“日美同盟”和“日本—東盟”為雙軸心，展開跨太平洋自貿區建設構想，使太平洋成為“內海”。
而對中韓而言，自1997年以來，事實上在東亞地區範圍內，中韓始終堅持“10＋3”主渠道與東盟展開地區合作的雙邊談判。在雙邊談判沒有達成實質性結果之前，任何合作範圍、形式的改變，比如由“10＋3”轉為“10＋6”，或轉為APEC，都意味著中韓將被迫調整地區合作戰略和政策，由此很有可能導致過去10年的努力半途而廢，由此，所構建的地區合作態勢上的相對優勢也將被瓦解。從這一點上看，現階段，能否堅持“10＋3”主渠道，堅持積極的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直接關乎中國地區合作戰略的成敗。
地區合作制度安排決定秩序屬性
從地區制度與規則建設上看，地區規則、制度的相通相融，直接關乎能否推動民間主導的地區相互依存的商業網絡、產業分工體系，走向政府主導的制度一體化方向，其根本是能否實現公平、平等、互惠、互利、共同繁榮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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