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廣州時期的陳垣被稱為“靚仔垣”。陳垣的孫媳、陳智超的妻子曾慶瑛說：“他能說會寫，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擅長演講。他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艶，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因赴北京從政，陳垣突然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雖然這個識字不多的小腳女人對他一片痴心，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讓這樣單方面的映照變得遙遠而無望。鄧照圓知道他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後來就讓子女買來曬幹，寄到北京。二房吳淑媛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一次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陳垣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共同生活了近40年。兩人後來感情不和，出現矛盾。1932年陳垣給在廣州的兒子約之寫信：我近日處境，亦極困難。上不得兩母歡心，下不得妻子滿意，中不得弟妹怡悅。時時撫心自問，只覺讀書一世，不曉做人。
1966年5月，陳垣的兩個妻子先後去世，相差不到一周。這時，陳垣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在“文革”中，陳垣沒有受到直接傷害，是因為家人給中南海寫過兩封信，一封給周總理，一封給康生。曾慶瑛透露：“過去的學校領導、朋友，不是靠邊站，就是被批鬥、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難保，也就很難顧及於他了。他整天提心吊膽、悶悶不樂。對形勢的發展陌生、擔憂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慶瑛談到書籍的出版問題時，他很不高興地說：“現在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讓我等死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