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6月23日電／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無預警地發布中國決定進一步推進匯率改革，加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本週一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價一舉跳升0.4%至6.7985人民幣兌1美元，遠大於05年7月至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緩步升值期間的每日升幅0.0245%，更為05年7月21日一次性升值2.1%後次高，似乎意味著因金融危機影響而採取的臨時性固定匯率政策已經結束。
台灣工商時報社論指出，近期中國的宏觀調控始終都是在“保增長”與“調結構”兩個大原則下進行。雖然長期以來經濟依靠出口得以快速增長，但也出現投資過剩而消費不足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特別是金融海嘯後，賴以出口的歐美市場成長力道與金融海嘯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不太可能再藉由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推動經濟，必須改以價格機制讓扭曲的經濟結構獲得調節，這也是19日人行宣布重啟匯改的根本原因。時機上，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在人行宣布重啟匯改後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穩健恢復且持續向上的發展態勢，並不會因為歐洲債務危機的衝擊而有所改變，適度地表達自信。當然，人民幣的升值必須在政府當局能掌握經濟增長前景下進行，乃是中國一貫的立場。
其實，匯率政策的改變除經濟面外尚涉及政治面的考量。以這次人行的舉動言，後者的支配地位尤勝於前者。具體地說，G7、G8、G20舉行時，各國總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以匡正國際間經常帳失衡問題，而讓人民幣加速升值。這次人行選擇在6月26日G20將於多倫多召開高峰會前夕先發制人，不得不令人猜想其背後的政治意義。類似的政策轉向及政策發言也曾出現在09年4月G20會前溫家寶總理表示購買美國公債應該以保值為考量，而周小川行長更倡議表示應建立超主權國際準備貨幣。透過提出倡議超主權國際準備貨幣以及憂慮美國公債的議題，中國當局悄悄地把承擔國際經濟失衡的重責大任拋回美國。
實際上，人民幣率先於國際聯合壓力到來前升值更反應中國很怕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致日圓大幅升值事件重演，該協議常被認為係導致日本經濟泡沫化而後破滅並引發“失落的十年”（The Lost Decade）的遠因。易言之，人行選在G20高峰會前夕宣布如此重大的訊息，正是希望要求人民幣一次性大幅升值的國際壓力不要在即將舉行的G20高峰會上凝聚，以避免發生類如日本在廣場協議中所犯的錯誤，並取得匯率談判中的主動性。這也是為什麼人行不斷強調，中國的匯改將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態勢，以自主性且不屈服於外部壓力的方式進行。
就政策意涵言，人行的舉動不但為未來人民幣匯改揭開了序幕，也正式宣告中國經濟政策已經結束金融海嘯時期的危機模式，漸將政策焦點從“保增長”轉向到“調結構”。一方面，中國期待藉由人民幣不再釘住美元，逐步增強匯率的靈活性，促使出口企業加快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另方面，預計人行將擴大政策力度，抑制當前過熱的特定產業，甚至不排除在不久的將來展開升息，以解決近期因為物價上漲而出現的負實質利率問題。再者，預計中國也將陸續推出各項政策扭轉國內消費不足的問題，並限制部分已經過熱的產業投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係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因此大陸當局也必然知道，結構的調整必須漸進且隨時微調，避免經濟如同當年日本般因調整過快而失速。易言之，雖然中國已經展開緩步升值的過程，但這不意味著人民幣匯率會如同05年7月到08年7月般單方向的變動。這也就是人行不斷強調，未來人民幣將參考一籃子貨幣來進行調整。雖然一籃子貨幣的說法是老調重彈，但在當下卻具有相當大的指標意義。05年7月到08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持續升值之所以沒有引來市場太多擾動，在於當時美元匯率呈現趨勢性貶值，因此縱然人民幣出現升值，但有效匯率指數卻大致上平穩。雖然近期南歐債信危機略見緩和，美元指數回軟，但畢竟該債信危機仍是市場上的一大風險因素，若屆時美元匯率因為市場風險趨避重啟升值走勢，人民幣將會綜合美元與歐元等國際主要貨幣走勢，不時出現短暫性的波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