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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壓太平天國的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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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4月25日電／曾國藩治學雖然受唐鑒影響很大，但並不像唐鑒那樣獨宗程朱，而是學習周敦頤、張載、歐陽修，韓愈乃至司馬遷，並尊奉孔、孟、周、張為儒學正統，將程朱理學和許鄭漢學一概歸之於不無偏頗的支流旁系。
漢學導致太平天國爆發？
到了晚年，曾國藩連理學究竟有多大實際作用也產生了懷疑。有一次，他與趙烈文談到春秋以來人心不正，淫亂成風，“納人心使日就範圍亦宋儒之功”時，反詰說：“古人再醮為常事，今並有未嫁守節者，然桑濮之風亦不絕，論其優劣何如?”趙說：“互有長短。”曾笑著說：“允哉，斷獄也。”意思是，趙的評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見，在曾國藩的心目中，宋代以來理學在所謂“正人心”方面並沒有人們所吹噓的那種神奇作用。
有時，曾國藩甚至對理學和理學家表現出強烈的反感和厭惡情緒。同治六年冬，曾國藩連遭言官彈劾，不得不辭去欽差大臣職務，離開剿拈戰場。他對當時的理學和理學家進行了猛烈抨擊，曾國藩在給好友郭嵩燾的複信中表示出自己從來就不是一個“談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說”的受害者或一貫反對者。如果不是同治八年《勸學篇示直隸土子》那篇鼓吹“為學之術”“莫急於義理之學”的傑作，很可能被人誤認為他早已同理學分道揚鑣了。
程朱學派不僅視詞章之學為雕蟲小技，對漢學的攻擊也不遺餘力，有人甚至將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原因歸之於漢學。曾國藩認為這都是門戶之見，應該加以摒棄。他主張對儒學各派兼取各家之長，義理、詞章、考據、經濟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給劉蓉的信中表達自己的見解和志向說，“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吾“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為文複臻於無累”。這些話基本上反映了曾國藩的治學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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