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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毛澤東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外國朋友在一起。 |
據《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40周年大事記》記載，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非洲許多國家自覺把中國當作取得民族獨立、擺脫殖民統治的榜樣，學習中國的經驗成為許多非洲政治家的首選，因此對毛澤東著作的需求在非洲最大。
1960年，中央外事小組在制定外宣工作規劃進一步提出：為了適應世界人民革命鬥爭的需要，要大大加強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澤東選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積極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推廣發行。1962年在《關於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中進一步把以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確定為基本政策，“通過發行書刊向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出口總方針是配合國際革命運動的發展，經常地、系統地、千方百計地而又穩步地向全世界特別是亞非拉地區發行我國書刊，首先是外文書刊，以毛澤東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書刊為主”（資料詳見《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40周年大事記》第47頁、58頁）。
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後期，中國國際書店發行國家名單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陸國家：埃塞俄比亞、突尼斯、塞內加爾、喀麥隆、塞拉利昂、蘇丹、索馬里、象牙海岸、烏幹達、坦桑尼亞、尼日利亞、摩洛哥、加納、貝寧、馬達加斯加、索馬里、尼日爾等國家和地區，幾乎包含了整個非洲大陸。
其中埃塞俄比亞、貝寧、馬達加斯加、加納等幾個國家曾由政府領導人發出號召，向中國人民學習，學習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因此，毛澤東著作在這些國家大受歡迎，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實踐論》、《矛盾論》在一些國家幾乎人手一册。
馬達加斯加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學校成批購買；一些學校經常開辦中國問題講座。毛澤東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貝寧的一些國營公司還曾在1975－－1978年三年間訂購中國圖書20多萬册，主要用於幹部教育和學習用的政治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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