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亞，一切向中國學習是政府當時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訂購中國圖書累計97萬册，其中大量是毛澤東的著作。該國的人民書店曾來信稱：“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其中“埃塞俄比亞圖書文具店”長期以來是中國國際圖書進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關係一直保持到改革開放後。1986、1987兩年間，仍然訂購《鄧小平選集》、《周恩來傳略》《了解中國》等圖書54萬多册。
加納政府在恩克.魯瑪執政時期，曾大力向中國學習，並由“人民書店”、“星書刊社”、“黨書店”等單位常年銷售中國圖書和毛澤東著作。據中國國際圖書進出口公司的統計，1962－－1966年五年間，中國書刊在加納的發行量為138萬册，坦桑尼亞53萬册，尼日利亞85萬册，阿爾及利亞64萬册，埃及56萬册。此時的毛澤東著作，在非洲大陸是名副其實的超級“暢銷書”。
中國與非洲大陸的文化交流，在六七十年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圖書從此開始進入主流市場，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中國文化專業機構充分利用的發行網絡。如埃及的“金字塔報發行公司”、阿爾及利亞的“報刊圖書發行公司”、摩洛哥的“謝裡夫報刊發行公司”、“突尼斯報刊發行公司”，坦桑尼亞的“每日新聞發行公司”、尼日利亞的“貝魯大學書店”、加納的“加納大學書店”、塞內加爾的“塞內加爾報刊發行公司”、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圖書唱片公司”、喀麥隆的“喀麥隆報刊發行公司”、馬達加斯加的“馬達加斯加報刊發行公司”等大型國營公司成為中國圖書的經銷商。
一些骨幹發行書店，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仍在發揮作用，如埃及的“瓦依世界書店”、馬達加斯加的“東方書店”、“綜合書店”、毛里求斯的“學生書店”、埃塞俄比亞的圖書文具店、加納的“萊西翁公司”、尼日利亞的“柯達書店”、烏幹達的“米梯亞納書業中心”、坦桑尼亞的“友誼書店”、“卡塞書店”等。這些書店的經理、負責人都是多次訪問中國，並成為中國人的忠實朋友。
新中國在非洲大陸有組織、有系統、有步驟地文化傳播至今已經結出豐富的果實。在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國家，到處可見“毛澤東大街”、“毛澤東大橋”、“毛澤東村”的命名；在埃塞俄比亞，普通司機知道兩個中國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澤東；盧旺達的國家電台曾常年向全國人民教“漢語問候語”；在剛果（金），街道上的青年人看到中國人就喊“中國，毛主席”；南非總統姆貝基在一些演講中，經常引用毛主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論斷表述自己的觀點。最為重要的是，時隔三、四十年後的今天，當時一大批看著中國圖書、畫報的青年學生已經成長起來，成為這個年輕大陸的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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