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對中國具有兩面性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曾在一篇文章中一針見血地寫道：從歷史上看，美國國會在涉及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問題時，總是專注於問題，充當反作用的角色，最明顯的莫過於國會與中國的關係。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哲10日說，多年來，美國有個令人討厭的國會是被很多國家公認的事情。大部分國家不清楚國會運作規律，無法搞清像迷宮一樣的美國國會的規則，同時也因為沒有合適的人才，只能對美國國會既痛恨又無奈。孫哲說，其實中國很早就重視美國國會，鄧小平曾向美國人提問，美國到底有幾個政府。隨著美國國會給中國帶來很多麻煩，中國越來越有針對性地研究它。
美國駐外機構人員協會2005年專門做了題為“國會壓力與美中政策”的研究報告，報告封面上是一幅漫畫：背景是國會山，自由女神拉著一條紅色的龍站在正中間，周圍是表情喜怒不一的人群。報告認為，美國國會並非一味批評中國的“愣頭青”。1972年尼克松訪華曾得到國會大量支持，而上世紀80年代初，蘇聯衰退，美國國會對未來信心增加，開始贊同重新評估美中關係，延緩與中國關係的發展；第一次海灣戰爭爆發後，美國國會整體上對中國保持了安靜，戰爭一結束則馬上恢復了對中國的爭論；2003年，親台力量在國會中很難獲得大量支持，因為美國已陷於血淋淋的伊戰及反恐中，議員們不願再給布什和軍方增加壓力。孫哲說，美國國會議員中集中了美國國內最聰明的腦袋，他們的做法都是視國內局勢而定，他們只是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兩面性很明顯，有遠見，也非常在乎為本選區撈取實質性好處。
美國媒體說，是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使中國大陸意識到美國國會的重要性，也有人說是因為中國吸取了加入WTO談判過程中的教訓：不能把與美國議員接觸的事情只留給商界朋友，有時這些商業團體並不可靠。《華盛頓郵報》說，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晚期，中國大使館只有一名外交官專門負責國會事務，對很少離開使館的工作人員來說，這是一個棘手的工作；去年，中國造價2億美元的新大使館開館展示了其財富的上升及對華盛頓的專注，那裡，國會事務辦公室人員擴充到至少10名外交官，大多數都在美國念過大學，熟悉美國的做事方式。報道還說，中國大使周文重在華盛頓四年任期內拜訪了大約100位參議員和眾議員。報道稱，據統計，從2005年到2009年，中國大陸接待的美國政治人物和國會工作人員首次超過台灣。
“世界警察中最活躍的警員”
美國國會不僅困擾著美中關係。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壓日本時，《外交》雜誌寫道：“日本從未經歷過國會的憤怒，因而不相信這個美國立法機構的威力。”俄羅斯媒體說，普京2009年曾透露俄羅斯有意與華盛頓的游說公司簽署合同。2005年，美國國會威脅歐盟，如解禁對華軍售美國將停止向他們提供高精軍事技術和裝備。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安德斯•鮑威爾認為，美國政治文化中有這樣一種現象，即“美國是世界老大，而美國議員是監督美國的，所以是老大中的老大”，於是美國絕大多數議員無不目高過頂，很少對其他國家表示在意。美國一位著名的政治評論家曾說過：“在美國議員的心目裡，唯一在意的就是他們的選票，除此無他。”鮑威爾告訴記者，這次由美國主流媒體刊登文章綜述美國國會接受中國的變化，在他印象裡，美國二戰後歷史上只有三次，前兩次美國國會關注的對象分別是蘇聯和日本。這次美國國會開始接受中國影響力，既在客觀上肯定了中國的地位，也表明美國國會的那些政客開始意識到，“中國影響他們的選票了 ”。
“如果把美國比喻成‘世界警察’，那麼毫無疑問，美國的一些議員就是這支警察隊伍中最活躍的警員。”鮑威爾說。他解釋說，美國議員像“世界議員”一樣影響國際事務的事情太多了，最近的例子就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後，美國一名參議員批評氣候變化是“胡說八道”，還指責歐洲甚至聯合國“沒事找事”。鮑威爾說，在美國議會制度中，眾所周知的外交委員會影響是非常大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諸如“某某國家小組”、“某某問題委員會”等等，都是針對國際事務，而非美國事務的。
孫哲說，美國議員驕傲自大早已名聲在外，甚至有議員說過要教訓聯合國。之前，拜登來中國訪問，在與中國大學生對話時，一上來就批評中國人權。美國老牌反華議員蘭托斯訪華時，當中國大學生問他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怎麼看時，他說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很明白中國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但作為中國的一個諍友，今天不是來談成就的，而是來談人權問題的。孫哲說，美國國會議員的提案滿天飛，要經過６審才能成為法律，很多胎死腹中，這些提案的作用就是渲染事情的嚴重性。目前，美國國會針對中國的經貿提案越來越多，有關人權和台灣問題的提案相對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