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大前提是同意存異（agree to disagree），控制爭端，“友好”競爭（如奧巴馬東亞之行前夕對路透社記者說的那樣）。為此，中美兩國元首和政府此次明確地確認兩條原則：
（1）“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端重要”，或者如胡錦濤主席在與奧巴馬總統會談後特別在記者會上說到的，即他向奧巴馬強調“關鍵是要尊重和照顧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2）建立和深化中美雙邊戰略互信，或換言之努力消減彼此間的戰略猜疑，為此中美兩國政府首先重申了對對方的最大“戰略誓言”，那就是（如《中美聯合聲明》所言）“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致力於推動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只。美方重申，美方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美國致力於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應對所面臨的最困難的國際問題。”與先前相比，特別是鑒於美國對中國的巨大、廣泛、深刻和難除的戰略猜疑－－這可謂中美關係中單獨一項最大最深遠的負面因素和障礙－－如此強調消減戰略猜疑頗為新穎，並且切中要害。
奧巴馬訪華未經實現的期望和依然如故的歧異
中美關係基本性質中發生的變遷不僅體現在奧巴馬訪華的上述首要結果內，也由此次訪華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實現反映出來。事情有如《紐約時報》在總結奧巴馬此次東亞之行時說的，“奧巴馬先生很快發現，在亞洲街道上的人望並不必定轉化為日本首相府門後的政策成功，更不用說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了。”在後一個地點，就此而言如前所述“浮現出來的……是一幅中國更願對美國說‘不’的圖景。”
奧巴馬訪華前夕被評論家們預言得最多、似乎也最有把握的大事態之一，是中國接受奧巴馬政府新近塑造的一個關鍵概念－－“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以此為基礎美國願和中國一起將中美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這方面，看來最詳細的一篇報導見於11月9日《南華早報》。這家香港首要的英文報紙援引一位據稱熟悉奧巴馬訪華準備的“中國外交官”，說出於美國的倡議和“推動”，中美兩國很可能在奧巴馬訪華期間商談建立常設管道和框架，以美國所提“戰略再保證”為基礎商談和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當然，事物不足10天就證明，美國政府的這個完全可信其有的期望沒有實現。
“戰略再保證”概念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2009年9月的一次演講中公開提出，顯然出自美國政府內部的進行醞釀，出爐後迅即得到華盛頓政府部門和智庫的宣揚和熱議。其主要要義，在於中國需要在言行兩方面向美國和其餘世只作關於戰略意圖和行為的“再保證”。用斯坦伯格本人的話說，“戰略再保證基於一種核心性的、即使是默然的交易”，“正如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必須明示我們準備歡迎中國的‘到來’……中國必須向其餘世只再保證它的發展和愈益增進的全球作用不會以其他國家的安全和幸福為代價。”奧巴馬政府對外政策班子的兩位成員給這概念作的一項注解是，美國近年來與中國的戰略性交往太狹窄，據稱僅集中於反恐問題和朝鮮問題，“幾乎全未做甚麼去對付中國的能源和環境政策，或它在東南亞、南亞和非洲的擴張”。看來華盛頓期望和要求中國以言行兩者做的“戰略再保證”是那麼廣泛，意味著中國對外政策的那麼多方面的變更，那用奧巴馬與胡錦濤會談後在記者會上差不多一開頭就講的非常寬泛的話說，是“美國歡迎中國努力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在這個作用當中，一個不斷增長的經濟要和一個不斷增長的責任相結合。”對此，中國政府理所當然要採取謹慎的分辨態度，堅定地婉拒至少其中那些不能接受的涵義。結果說來簡單：中國不願幹，美國就幹不成。
在更為具體的重大問題上，美方的迫切期望和要求首先是中國在伊朗和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對美國做大讓步，代價為改變中國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很大部分基本看法，損傷重要的中伊關係和冒險損傷本國經濟。結果也很簡單：“白宮官員承認他們未從胡錦濤先生得到他們就伊朗想要的……奧巴馬先生看來也未使中國人在人民幣問題上讓步。”在奧巴馬很可能再次提出了的兩三年來美國堅持不懈的老要求－－中國在軍事上捲入阿富汗戰爭－－和其他一兩個戰略性問題上，結果必定也是如此。這導致一位西方學者評論說，使北京與華盛頓“一致的往往是它們的互相依賴，甚於它們的共同點。它們不一定有同樣的利益。”至於有關奧巴馬在華活動安排的美方要求和期望，凡涉及中國政治敏感問題的似乎大都遭中國拒絕，沒有過去較多見的妥協退讓，而且這些拒絕大都得到美方的較輕易接受。作讓步的是美國人，特別重要的是在根本原則上：《中美聯合聲明》載明“雙方強調各國及各國人民都有權選擇自身發展道路。各國應相互尊重對方對於發展模式的選擇。”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偉大成功導致的一個歷史性結果，其中蘊涵了前面就力量對比變遷和民族自信心所說的一切。
至於雖經奧巴馬訪華但仍依然如故的歧異、爭端和局部對立，則眾所周知主要包括：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對台軍售，奧巴馬則堅持對台軍售政策及其無理依據《台灣關係法》；中國堅決要求美國減少並最終取消在南海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海空軍活動，奧巴馬政府則堅持美國相反的所謂法理立場和“權利”；中國堅決反對外國政要會見達賴喇嘛，奧巴馬則很可能在近期內進行這先前只是被推遲的會見；中國照舊擔憂和警告美國不要搞貿易保護主義，奧巴馬則虛以委蛇，言行有別，而且在中國擔憂的美元疲軟和價值下滑問題上大致也是如此。如果與先前相比，這方面主要的變化就在於中國的反對總的來說更加有力，更為堅決，這也是中國的力量和自信增進的一個反映。
緊要的餘言
對本文第一節末尾提出的幾個問題，現在可以做出概要和鮮明的回答。中美之間除了現已成為常識的、中美實力對比和影響力對比方面的變遷之外，奧巴馬訪華的“風貌”和結果表現出一項非常重要的變化甚或變更，那可以說是非常晚近的，但歷史意義重大且深遠。中美之間出現了一種可稱為“關係位置”（relational position）方面的變動，它不僅出自“相對力量”(relative power)變遷，而且出自與先前相比一定意義上翻轉過來了的“不對稱的互相依賴”，其表徵如前所述，是美國就更多的問題依賴中國，甚於中國依賴美國，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國主要在財政金融、國際安全、“世只領導”三大方面對中國的重大依賴。這就意味著美國在這些方面的對華軟弱地位，此乃中美關係中的一項重大結構性變遷。
30多年來，中美關係大致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良好，中美協調和合作以利雙贏的天地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寬廣。雙贏和共贏在國際關係理論思想只廣泛被認作是非傳統的，但不要忘記其中仍有重大的傳統國際政治成分，即誰贏得多、誰贏得意義大、誰贏得成本低的競爭，或曰雙贏共贏遊戲中的零和遊戲。事實上，奧巴馬的敏銳、精明、靈活和親和態勢已經在國際外交的“友好”競爭中得分不少，同時美國不少人鼓吹的“兩國集團”概念正在（也許正中鼓吹者下懷）增進世只政治中其他一些重要角色對中國的戰略疑慮、心理猜忌或情感疏離。正因為如此，溫家寶總理在會晤奧巴馬時強調（並經中國媒體著重報導）反對中美“兩國集團”概念完全必要。中美關係非常重要且機會多多，同時其中的障礙、隱患和陷阱也不算少。戰略積極性與戰略警覺心永遠同時需要。
不僅如此，還要認識到奧巴馬訪華結果在美國國內引起的反彈非同小可，他能否在今後擁有足夠的國內政治條件來堅持他至今的對華態度和主要政策需要密切觀察，並且相應地要有不同的思想和心理準備。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在當前對中國來說的好形勢下牢記兩點：國際政治是能動的，因而一國的相對下降和另一國的相對上升趨勢並非不可改變或確定不移。國際政治是一類全面和綜合的“競賽”，包含眾多分支領域內的各“硬”和“軟”的權勢方面，而美國和中國（連同其他“競賽者”）有著各自不同的長處和短處，不可簡單粗糙地評判總的力量對比和競賽表現。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1月號，總第14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