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另一個問題是，一位網民說房價漲得太快了，一平方米一個月竟然漲了1000塊錢，他們想請總理談一談房價的問題。
溫家寶：我知道網民關注這個問題。因為我每天上網看到大量網民的意見，甚至很尖銳的批評。因為房子對於每個人來講都關乎他們的切身利益。
今年房地產有了比較快的恢復，但同時房價在一些地區和城市上漲過快，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如何使房地產建設能走入一個健康的軌道，首先需要弄清楚政府要做什麼，市場要做什麼，如何既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又發揮政府調控的作用。在這裡我只講一講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加快棚戶區的改造。對這兩項工作，在資金、土地以及稅收上，都要給予優惠和保障。
第二，要鼓勵居民購買自住房和改善性住房。但與此同時，要採取措施抑制投機。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的住房必須堅持安全、經濟、適用和省地的原則，特別要重視中小套型和中低價位房屋的建設。
第三，要運用好稅收、差別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經濟杠桿加以調控，穩定房地產的價格。
第四，要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打擊捂盤惜售、佔地不建、哄抬房價等違法違規的行為。
我覺得只要政府有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統籌考慮各方面的情況，制定長遠的規劃和政策，使我國的房地產有一個穩定發展的局面，這是可以做到的。
新華社記者：提一個關於物價的問題。您說過明年工作中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通脹預期是什麼含義？大家對物價問題都比較關心，想聽聽總理您的意見。
溫家寶：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依然是我們當前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們經濟工作的重點；而管理好通脹預期是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也是保護人民的利益。
我們提出這三者的結合，就是說我們已經開始關注到一些通脹預期。第一，就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可以傳導到國內，比如像石油、棉花；第二，就是今年貨幣的供應可能影響到通脹的預期；第三，就是明年物價有一個“翹尾”的因素；第四，我們現在還沒有出現通貨膨脹，CPI剛剛由負轉正，PPI也還是負的。但是我們要預見到通脹有可能出現。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過大的問題。物價如果不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對一部分人來講可能不成為問題，但是對相當數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貧困家庭，就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我們必須給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穩定的環境，使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和物價上漲都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這樣經濟才能夠順利地發展。對於這一點，我們把它提出來，就說明中央重視這個問題，並且把它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一條重要方針。
新華社記者：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產能過剩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老問題。有人說，現在的產能過剩和4萬億元投資有關係。到底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去解決這個老問題？
溫家寶：產能過剩是一個帶有全球性的問題。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由於需求減少、市場萎縮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在我國除了這個一般的規律外，還有一個結構性問題。我們必須重視這個問題，並且認真加以解決。
我想，解決產能過剩最重要的就是要採取經濟的手段、環境保護的手段、法律的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淘汰落後的產能，限制過剩產能的發展。特別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發展。另外一個方面是人們不太重視的，那就是通過技術改造使過剩的產能在一些新的領域發揮新的作用，這就需要加大技術改造投入。總之，淘汰落後產能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從全球經濟的視野來加以把握。
有人說產能過剩同4萬億元投資有關，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議論。我是這樣看的，4萬億元投資中，中央新增投資是1.18萬億元，在今年只完成了一半，大約5900億元。而在這5900億元當中，我們大部分都投向了安居工程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工程建設，也就是路、水、電、氣，還有環境保護和技術改造。另有一部分是安排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京滬高速鐵路，以及重要高速公路的聯網，這些將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起作用。我可以保證，中央投入的這些資金沒有投向一個工業項目。
新華社記者：再提一個關於鼓勵民間投資的問題。總理肯定聽到過“兩道門”的說法，意思是現在民間投資進入一些領域，遇到“兩道門”，一個是“玻璃門”，看著可以進去，真的想進去的時候，頭上會撞個大包；還有一個就是“彈簧門”，剛剛把腳擠進去之後稍稍不小心就被彈出來了。我想請問總理，怎麼樣拆除這“兩道門”，鼓勵民間投資呢？
溫家寶：民間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經濟復甦的情況。首先，在投資政策上我們一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同時又要堅持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靈活而且大多在服務領域，可以解決就業問題。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市場樹立起信心，使投資者樹立起信心，來擴大民間投資的領域。
第二，就是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也就是你剛才講的“玻璃門”和“彈簧門”的問題。我以為最為重要的就是擴大準入。簡單說來，凡是政策沒有規定不可以進入的，都應該讓民間資本進入。一個國家民間資本蓬勃發展是整個經濟發展的一個象徵，是有活力的表現，也是自信的表現。
第三，我們要在稅收、貸款以及其他方面給予政策上的支持。
我相信，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的民間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會蓬勃發展起來。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民間資本所投資的領域已經非常廣了，很多是創業型的，包括我們的大學生、農民工以及從國外回來的海外學子。他們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來創造、開闢新的創業領域。我對這點是抱有信心的。
新華社記者：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對外經濟關係中出現一些熱點問題，比如說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非常厲害，其中有針對中國的。一些國家又要求人民幣升值。面對這種困難局面我們應該怎麼辦？
溫家寶：我曾經在中歐領導人南京會晤的記者招待會上講過，現在不僅存在著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出現了借環保的名義搞貿易保護。他們以各種方式來製造貿易壁壘，這對於中國外向型產業，特別是出口，壓力很大。
當然，我們自己要調整出口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品質和檔次，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保持我們在國際出口市場上的份額。
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和各國一起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取得新的進展。我以為，世界經濟如果像一潭死水一樣，那是不可能發展的。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都不願意做。現在需要的是行動。
確實像你說的，現在我們涉及到貿易糾紛的案件是近年來最多的。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聖誕節剛過，浙江一個省聖誕產品出口比常年降低28%。這裡有外部需求的減少，但是也有各種形式貿易壁壘來阻撓貿易的正常進行。
關於人民幣升值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問題，大家還記得在1998年那場金融危機當中，我們保持了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國際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今天我仍然以為，在世界主要貨幣接連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保持幣值的基本穩定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那種以各種壓力來迫使我們升值，我們絕對不會答應。我曾經這樣對外國朋友講，你們一方面要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又採取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其實質就是要抑制中國的發展。這可能是我們明年對外經濟工作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新華社記者：與對外關係比較密切的，還有您剛剛出席的哥本哈根應對氣候變化大會。這次會議可以說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據我所知，在近60個小時裡您只休息了幾個小時。現在會議結束了，一些國家對於哥本哈根會議的成果有著不同的解讀。請問總理，我們應怎樣看待？另外中國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溫家寶：會議結束，餘波未了。有關這次會議的情況，報道已經很多了，我不想過多地重復這些內容。我一直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我們一直本著對中國人民負責和對世界人民負責的精神，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如果你回憶一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要減排，同時規定發達國家要對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和技術援助。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也是第一個制定出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在沒有任何國際援助的情況下，我們自主提出了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這體現了中國高度負責任的態度。
我只講一個問題，有的人說不要糾纏歷史。我說這不是糾纏歷史，而是歷史客觀存在，必須正視。因為不正視歷史，也就不會懂得今天國際社會存在的貧富差別，更不會懂得發展中國家謀發展是他們最重要的訴求。《公約》和《議定書》最基本的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也是從歷史和國情的判斷而作出的。
前兩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深有體會。作者說在哥本哈根會議開會期間，他想起南方的老母親還在點著煤火爐來取暖。像這樣的情況可能英國的孩子們感受不到。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些事實，就是世界上還有16億人沒有用上電，還有23億人是用煤甚至柴火來取暖和做飯。中國這些年是發展了，但人均用電量僅是發達國家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千人汽車的擁有量也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人口多、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困面大依然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們絕不會再走發達國家工業化的老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但是，我們必須為中國的發展爭得應有的權利。
中國這次參加哥本哈根會議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可以說我們盡心、盡力了，而且盡到了責任。我們一直希望能夠達成一個有約束力的協議，但是直到我17日參加會議的時候，還沒有一片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過大量的斡旋，積極地推進，使哥本哈根會議終歸向前邁進了一步。
我覺得世界各國都應該肯定會議的成果，並且向前看，攜起手來，一起努力，凝聚共識，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政府一定會繼續堅持這個方針。
新華社記者：提一個關於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段時期以來，出現了刺激經濟的政策是否應該退出的討論。我們明年還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溫家寶：這是一個很重大而且很嚴肅的問題。我一直認為，世界經濟是互相聯繫的，但是各國採取的應對危機的政策是不一樣的，政策退出的時機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我們提出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且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保持宏觀調控的正確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節奏。就是說，我們在對待經濟復甦和經濟持久發展這個問題上持十分審慎的態度。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經濟企穩向好並不等於經濟根本好轉”。其實，經濟根本好轉也還不等於我們的經濟能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我們現在還面臨許多問題，主要是：
第一，國際環境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一些國家的經濟雖然開始恢復，但還可能出現反復。外部需求持續減弱這個趨勢還是難以轉變的。
第二，雖然我們的經濟開始好轉，但是經濟的發展、企業的運行，許多還是靠政策的支持，缺乏內在的動力和活力。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把促進經濟的政策退出的話，就可能前功盡棄，甚至使形勢發生逆轉。
當然，我們也必鬚根據形勢發展的變化，來調整我們的政策和方針。就拿投資來講，我們今年的投資已經注意向民生傾斜、向環保和技術創新傾斜。所以，明年的投資力度不減，但其內涵要發生變化，就是要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更加重視技術創新，更加重視節能減排。總之，中央是全面分析國內外的形勢才確定明年的大政方針的。但是，我們在執行過程中，還會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地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提高政策的針對性。
新華社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請問總理，這個時期會持續多長時間？經過這個時期之後，中國經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
溫家寶：其實要把企穩回升和根本好轉，以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劃一條什麼界線是很難的。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要做好當前的事，同時又要籌劃未來的事。所謂“做好當前的事”，就是把應對金融危機的各項工作繼續搞好；“籌劃未來的事”，就是為中國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我們正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規劃，我們要結合製定“十二五”規劃，總結前一階段應對金融危機我們的各項工作，並且為未來的發展明確方向、制定政策。
新華社記者：我們知道，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總理有不少名言。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您說“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中國經濟出現積極變化的時候，您說“希望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給各國、各企業和世界人民照亮方向”。現在，中國經濟回升向好的趨勢得到了鞏固，新年又快到了，總理您有什麼話要對全國人民講？
溫家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在我們面前的仍是一條不平坦的道路，我們這個民族經歷過很多災難，但是獨立不懼、百折不撓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新的一年快到了，我希望全國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要堅持。勝非為難，持之為難，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希望在新的一年裡，我們還要繼續保持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更加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努力奮鬥。中國的明天大有希望。
新華社記者：再次感謝總理接受新華社的獨家專訪。
溫家寶：謝謝新華社。（來源：新華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