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條例阻礙物權法拆遷規則實施”
北京大學五位學者日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拆遷條例的建議，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王利明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拆遷條例阻礙物權法拆遷規則實施。2007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物權法時，王利明接受本報採訪時即直言，拆遷條例應盡快修改，以配套物權法實施。
拆遷問題法律適用極為混亂
新京報：北大五位學者認為，拆遷條例與物權法抵觸，拆遷條例是否違反了物權法？
王利明：我聽說過這個意見，但沒來得及仔細閱讀。
我認為，拆遷條例的確與《物權法》第42條規定的徵收制度不符合。《物權法》出台後，我一直呼籲應盡快修改拆遷條例，以有效實施物權法規定的制度。
從目前來看，在拆遷問題上的法律適用極為混亂，大致有三種做法：一是繼續適用原有的《拆遷條例》；二是適用一些地方在《物權法》頒布之前頒行的條例；三是直接適用《物權法》的規定。
新京報：這幾種做法目前都遇到了一些問題。
王利明：對啊。前兩種做法明顯與物權法的規定不符合，例如，拆遷是否必須經過法定的徵收程序，是否應當由政府主導拆遷等問題，《條例》和很多地方法規的規定與物權確實存在較大差異。而由於《物權法》第42條規定得過於原則，在操作中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因此也遇到難以統一適用的困難。
新京報：為什麼拆遷條例應當與物權法保持一致？
王利明：《物權法》明確規定了有關拆遷的規則。物權法是民事基本法，而拆遷條例作為行政法規，其上位法是物權法，它的功能在於具體落實物權的規定。
但是，由於拆遷條例遲遲沒有得到修改，《物權法》確立的房屋拆遷規則面臨極大的實施障礙。
拆遷當事方政府不能自己裁判
新京報：拆遷條例與物權法的規定在哪些方面不一致？
王利明：物權法所說的基於公共利益的拆遷就是徵收行為。而在拆遷條例中，大量制度顯然不是根據徵收制度來設計的。
拆遷條例規定的拆遷人是取得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單位，在當前的實踐中，這主要就是開發商，而不是享有徵收權的政府。因此，拆遷行為就成了開發商的活動了。政府決定開發後往往交由開發商實施具體拆遷行為，並由其與被拆遷人協商補償標準，政府作為仲裁者。
新京報：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糾紛呢？
王利明：但部分開發商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往往會做出一些不恰當的行為，甚至是野蠻拆遷，嚴重損害了民眾的利益。
新京報：當前強制拆遷存在很多爭議，應如何解決？
王利明：我一直呼籲要修改拆遷條例，基於公共利益的拆遷，應當由政府來主導。既然政府是拆遷中的一方重要當事人，他自己就不能作為糾紛的解決者，因為，每個人不能作為自己事務的裁判者。目前，一些爭議由政府出面來解決，事實證明並未取得應有的效果。
新京報：為什麼呢？
王利明：主要還在於政府本身就是涉及爭議的一方當事人，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關係。在政府主導拆遷活動後，政府就不能繼續作為拆遷活動糾紛的解決者。
新京報：除了政府之外，應該由哪一方來解決？
王利明：如不動產所有人對拆遷問題有爭議，可以訴至法院，由法院依法予以審查和判決。
應據物權法大幅修改拆遷條例
新京報：在拆遷事件中，也存在“漫天要價”拒絕拆遷的問題。
王利明：這是拆遷中的另一極端。“漫天要價”不是物權法帶來的問題，而是配套制度不健全。特別是強制拆遷的條件和程序不完善，如果有序的拆遷規則得以建立後，公眾的財產權益得到了公正的對待和處理，“漫天要價”的“釘子戶”會大量減少。
新京報：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呢？
王利明：法律法規有必要規定強制拆遷程序，強制拆遷必須以徵收行為滿足“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給予了足額的補償”等條件為前提。只要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條件，才能進行強制拆遷。
新京報：具體如何操作？
王利明：必要的情況下，尤其是拆遷涉及到人數眾多的情形，強制拆遷應經過聽證等程序，要通過公開討論、聽取各方意見。即便是強制拆遷活動，也要講究方式方法，避免激烈衝突，尤其要避免造成人身傷亡。
新京報：對於目前拆遷條例的存廢或者修改、重新立法，你建議採取何種方式？
王利明：我建議盡快修改，尤其是要根據物權法確立的基本原則，對拆遷條例作大幅度修改。一方面，凡是不符合物權法第42條的精神的規定，要予以廢除或修改。另外，要對物權法的原則性規定予以具體化，增強可操作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