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當反腐倡廉建設的舉措危及這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時，具有強勢地位的他們必然以體制內的正當方式（形式合法，實質違法）和非體制內的不正當手段加以對抗。與此同時，各利益集團之間也進行相互博弈，處於雛形的公民社會的訴求也通過非可控輿論例如網路加以作用。這樣，多元利益主體糾葛在一起的利益因素，導致腐敗表現形式的多樣化和不確定性。這使反腐倡廉建設的複雜性陡然增加。
腐敗行為的發展蔓延往往具有滯後性。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懲貪肅腐力度的加大，貪官在國內的生存空間被擠壓，新一輪大規模的貪官外逃和資金外逃，有可能成為我國今後數年必須應對的嚴峻形勢。貪官外逃的預謀性、隱蔽性和國際反貪法律制度的差異性，使我們有理由擔憂腐敗發展蔓延的嚴重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反腐倡廉建設的艱巨性。
人們不禁要問，以什麼樣的有力手段破解利益集團的不均衡態勢，尤其是遮罩強勢權力集團與強勢資本集團的合謀？說到底，利益集團的話語權的影響力源自於其擁有的公共資源和資本。因此，就制度設計上，加強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變“對上負責”為“對下負責”，增強自下而上的制度推力，使強勢權力集團手中的權力和強勢資本集團手中的財富，向公民社會，尤其是勞動力集團轉移，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流動。
對既得權力集團，就是削減其手中過度的公權，如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公共權力社會化的路徑。尤其是對強勢機關部門手中的諸多權力的裁撤、歸併和公共化，顯得尤為重要。
對資本集團，在改革當前稅賦制度的不合理性，增加其由增量帶動存量的資本成本的同時，加大對行賄行為的打擊力度，增加行賄犯罪的成本。過去，我們在打擊賄賂腐敗行為時，以偵破策略作為打擊的準繩，導致重點打擊受賄行為，對行賄行為網開一面，使得行賄者有恃無恐，進而導致被動受賄案件的頻發。“重受賄輕行賄”的反腐策略也許有助於懲治受賄者，但卻無法根治腐敗頑疾，因為行賄人的意願並不會因受賄人的落馬而降低。反腐工作，需要做到對行賄受賄的懲治“雙管齊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