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預見的將來，如果政治生態不發生劇烈變動，相信目前澳門基本政治力量的“5+2” 格局將會得到維持。而09立法會選舉就是上述幾種政治力量相互角力，謀取各自優勢的過程。
（一）工商人士：仍將佔據主導性地位。由於澳門特殊的政治生態（結構）與社會運行的慣性，工商界人士的主導地位預料會得以延續。代表資本利益的人士仍然具有通過直選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可操作空間（如動員企業員工或鄉親投票），但是，考慮到社會上對商人擅權的不滿情緒之日益高漲，商人當選的難度無疑會有所增大，某些原本嘗試通過直選途徑進入立法會的工商人士，出於對直選議員難度的認知，轉入工商界間選議席，一些工商界人士仍循社文教體界別晉身立法會。實際上，間接選舉是商界議員來源的主要途徑。
（二）傳統基層（草根）力量：受到擠壓。澳門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原本失衡的社會權力與社會分配更加突出，其間，民粹力量成為一股迅速竄升的社會新勢力，並竭力展現其基層弱勢群體的代言人之角色，與傳統基層（草根）社團爭奪基層民眾，部分威脅到傳統基層（草根）社團的民眾基礎（也是票源所在），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擠壓力量。其次，除了民粹派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財富的增加，相應地，底層社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分化，一些原本屬於草根階層的人進入中產階層，客觀上，削弱了傳統基層社團的社會基礎。因此，對於傳統基層（草根）陣營來說，在09立法會選舉中，與以往不同的是，既需要考慮如何擴大自身的基層民眾基礎，又需要考慮如何進行整合，甚至是跨階層整合。而至為重要的是推出的新人選能否得到社會的認同。
（三）民主派：基礎擴大。澳門並沒有純粹的“民主派”，縱然是那些一貫追求民主的參選組別，往往因為選票的計算而有意使自己的面目變得含糊一點。加上，規範澳門政治結構的現存法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會模仿西式民主的政治想像空間，因此，回歸以來，澳門的民主力量並沒有發展得如之前預料的那樣快，以民主相標籤的民主派領袖人士雖然會操縱民主議題，卻未見能夠左右社會情緒。當然，也應該看到，隨著中產階層的壯大，尤其是專業人士與知識階層的增加，民主派的民眾基礎在擴大，因此，如何引導中產階層的政治傾向，或者更直接地說，爭取中間階層而不是漠視或者視而不見，更不能將之推向以民主相號召的反對派陣營，應成為傳統力量不可回避的新課題。
（四）族群力量：力持現狀。澳門屬於移民社會的現實，使得某些處於相對少數的族裔會產生自我保護的本能性衝動，其中，推選屬於自身族群的候選人參選立法會乃其方法之一。現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分別有代表閩籍人士與土生葡人而當選的議員，儘管族群派代表的主張南轅北轍。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當選是以該籍屬群體不發生重大分裂為前提的。由於新修訂的選舉法例加大打擊賄選力度，使得操縱族群選民的難度加大1，因此，族群派須力持現狀，以保持現有席位。
（五）博彩勢力：協調困難。博彩業作為澳門的主導產業，回歸以來因其經營權的開放與外資的進入而令其成績卓然，經濟地位舉足輕重，該行業吸納了澳門最多的勞動力，並為他們提供工作福利。事實證明，博彩業的波動與起伏都曾對澳門社會產生過巨大的連動效應。儘管從事博彩娛樂的各持牌公司有其共同的行業利益，但是，行業內部關係仍處於競爭而非合作狀態，因此，在選舉中很難出現充當行業利益共同代言者的候選人，對於單個的博彩公司來說，議會席位只是尋求其競爭優勢的政治籌碼，在此一情形下，博彩業的經濟地位並未對應地轉化為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博彩從業人員雖然已成為澳門人數最多的職業群體，但是，因職位與身份的差異，要使博彩員工以選票來確認博彩老闆成為自己的代言人，並非輕而易舉。
（六）新興力量：公民派與激進派。隨著中產階層的壯大，澳門公民社會正在形成之中，一些知識人士創建公共討論平台，以公民代言人身份，發出自己的聲音，如“公民力量”，以及頗有影響的“護塔（東望洋燈塔）連線”等。但是，鑒於澳門知識群體過分“自我克制”的傳統，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雖然報名參選，卻以預演的姿態出現。其次，以組織街頭運動抗爭現狀的民粹派或激進力量在澳門已經成為現實而非抽象。對他們來說，09年立法會選舉本身意味著一次機會，他們雖報名參選，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未能形成聯合性力量，想通過直選獲得立法會席位還有些難度。另一方面，資源短缺也成為制約因素。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於任何社會中皆存在5-10％的憤世嫉俗之選民，所以，即使民粹派的社會認同度不高，同樣也可以獲得一些“抗議票”的。
基於上述分析，09立法會直選議席的選舉仍舊是基本政治勢力的較量。工商派，重視間選議席。基層（草根）派，擠壓下推新人，接受考驗。民主派，基礎擴大，組別增加。博彩勢力，求取議席保競爭優勢。族群派，力持現狀。新興力量，縱然悲壯，卻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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