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歷史趨勢的開端
以上的回顧顯示：大陸的儒家文化復興運動先是“由下而上”，然後“由上而下”，很有可能匯聚成一股波瀾壯的文化運動。近年來，中共領導人更在國家重要的宣言和文件中，不斷提出諸如“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以德治國”、“和平崛起”等等充滿儒家氣息的價值理念。因此，這場運動的主要推手之一，中國人民大學的康曉光教授認為：“儒家文化復興運動，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誤會，而是理性的抉擇；不是稍縱即逝的泡沬，而是一個長期歷史趨勢的開端”。
正因為這場文化復興運動“是一個長期歷史趨勢的開端”，整個運動的發展也呈現出百廢待舉的局面。無可否認的是：今天中國之所以會發生儒家文化復興運動，正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對傳統中華文化所造成的徹底摧殘。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有識之士雖然已經清楚察覺到：自身文化真空而盲目移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必然造成更嚴重的文化危機。可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禍害，卻很難立即恢復過來。今天中國各級學校不僅找不到合格的師資來傳授中華文化，更嚴重的是，在高等院校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許多“海歸派”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工作的時候，大多是盲目移植並套用西方個人主義式的研究典範，成為西方學術殖民主義的幫兇而不自知。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和母社會脫節，或者根本解決不了母社會面臨的問題，甚至還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推動儒家思想的台灣經驗
面對大陸這樣的局勢，台灣對於促成中國的“儒家文化復興”可以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最近到台灣訪問的大陸觀光客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台灣社會比大陸保留了更多中華文化的元素。其實這只是他們訪問台灣的第一印象而已。研究儒家思想史的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黃俊傑曾經將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推動儒家思想的力量分為三大派：第一，是所謂的“官方儒家”。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後，蔣介石為了和“反孔”的中共政權相對抗，不僅用政府的力量，組織“中華文化復興總會”，自任會長；而且透過教育系統的安排，在中、小學施行道德教育，高中以上學生還得頌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1994年所謂“自由主義派”的知識分子開始推動“教育改革”，“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變成年輕人流行的口號，公民道德教育變得名存實亡。民進黨執政之後，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台灣社會道德淪喪的問題更為嚴重，即使台灣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仍然未能恢復。
在台灣推廣儒家思想的第二股力量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和錢穆等人作為代表的“新儒家”。1949年之後，他們由香港輾轉遷徙到台灣，在大專院校中聚徒講學，成為台灣人文學界最具獨特性的學術社群。如今他們的弟子已經廣佈在台灣的高教系統中，默默地在作傳承儒家文化傳統的工作。
然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畢竟是五四時期的人物，他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很難跳脫當時盛行的邏輯實證主義的影響。當時的實證主義者認為：只有人類感官所經驗到的實在，才能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所有形而上學的概念，都應當逐出科學研究的範疇之外。這種科學哲學觀其實反映了唯物論的立場。受到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牟宗三才會主張：中國必須先作“良知的自我坎陷”，才能開出民主與科學，“新儒家”的影響範圍也僅止於人文學界。
在“新儒家”之外，台灣還有一批社會科學研究者，主張用科學的方法在儒家社會中從事研究工作。他們對於科學哲學的瞭解，早已經超越了當年的邏輯實證主義，而且不會受到唯物論的羈絆，因而能夠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對中華文化傳統作出獨特的詮釋。這些人既瞭解西方近代的科學思潮，又熟諳儒家文化傳統，能夠結合兩者之長，成為推動儒家思想的第三股力量。
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平台
以台灣推展儒家思想的經驗和大陸方興未艾的儒家文化復興運動兩相比較，我敢於斷言：儒家文化復興運動要發展成為一個可大可久的文化運動，將來一定要走入校園，成為教育體制的一部分。然而，孟子說得好：“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要在大陸高校普遍建立儒家文化的講習基地，或者推廣本土社會科學，都不是一蹴可幾之事，都可能遭遇到種種的阻礙和困難。在當前大陸的情況下，較為可行的辦法，是找一所大學建立“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平台”，邀請台灣對“新儒家”或本土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卓著的學者前來駐點講學，如果成效良好，再推廣到其他地區。針對這一點，我想到的是“金廈特區”中的廈門大學。
“金廈特區”的構想，是“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先生提出來的。根據謝明輝的構想，“金廈特區”是兩岸和平的一個試點，範圍包括金門、廈門、彰州、泉州1400萬人口的閩南文化區。因為兩岸已經分隔了60年。在這60年間，兩岸的文化、思想、價值觀等等，都產生了一些落差，需要有一個實驗區域來做彌平的工作。否則，兩岸可能因為前述種種落差，而產生政治風暴。“金廈特區”的設置，就像在兩岸間築一道防火牆，讓這種可能的風暴，只在特區里面發生，不會擴及大陸本土和台灣本土。
謝明輝構想中的“金廈特區”是一個兩岸特別行政區。他主張：建構“金廈特區”第一步，是先建金廈大橋，把金門廈門連結起來。金廈大橋建立起來以後，就會自然形成一個金廈的生活圈。金廈生活圈形成以後，成立“金廈特區”的條件才會逐漸成熟。從金廈大橋到金廈生活圈，再到最高級的金廈特區。到底兩岸要停留在哪一個階段，那就要看兩岸領導人，或人民的需要。
“金廈特區”的文化考量
整體而言，謝明輝構想的“金廈特區”並不僅只是基於政治和經濟的考量，而且也涉及文化層面。他說：“廈門跟金門有幾千年的歷史連結，兩地的風俗習慣也相近，金門的閩南文化特色、建築的特色，非常的濃烈。歷史上，光是金門一個地方的進士，就有43個，比台灣多了好幾十倍。所以，金門可以作為閩南文化圈的一個典範。”不僅如此，“1949年國民黨退到台灣以後，金門因為兩岸的對峙關係，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戰地文化。”“金廈如果形成一個特區，兩岸可以把金廈的戰地文化，共同向聯合國申請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在我看來，不論是建造“金廈大橋”也好，或是“金廈特別行政區”也罷，都是茲事體大，涉及層面極廣，真要具體落實，還要花費不少時日。至於“閩南文化圈”和“金廈戰地文化”可以作為一種觀光資源，其著眼點在於回顧過去的歷史，依照我的看法，目前最為可行，而且也最迫切需要的，應當是在廈門大學建立“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平台”，邀請對儒家文化有精湛研究的台灣學者，來此駐點講學。如此一來，廈門大學將成為推廣儒家文化的基地，“金廈特區”也將成為實踐儒家文化的試驗區，有點像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先成立四個經濟特區，然後擴及整個沿海城市，逐步擴大開放的深度和廣度。這個構想不僅具有“兩岸防火牆”的功能，而且針對當前大陸社會發展的需要，著眼點在於未來國家的發展。
在“兩岸和平協議學術研討會”上，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周志懷教授指出：兩岸之間的共識，有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過去的九二共識旨在反對台獨；現在兩岸間新的共識，是要追求雙方的和平發展和共同利益；將來的和平協議，應當著眼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十分贊同這樣的見解。“泰山不辭細沙故能成其高，江海匯納百川故能成其大”，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以中華文化作為基底，發揮了“匯納百川”的精神，不斷吸納各種文化的優點，已經創造出獨樹一格的嶄新文化。將來如果能以“金廈特區”作為基地，逐步擴大其影響力，把海峽兩岸建構成儒家文化共同體，一定可以加速促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9月號，總第14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