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贏這場仗的關鍵
劉迺強：你也曾經做過公務員，你認為打贏這場仗的關鍵在甚麼地方呢？
王永平：關鍵的地方當然就是走入群眾了。第一，你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在執法方面多做點比較容易，但實際上是不是最有效呢？你怎樣去改變青少年的思維？怎樣去爭取家長、社會的支持？舉個簡單的例子，正生書院這間戒毒學校搬進梅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徹底解決。這反映甚麼問題呢？人家會覺得，政府最高領導都講了要支持，怎麼還處理不了？這件事件沒做好，就肯定影響市民對政府帶頭打擊青少年吸毒的信心。所以，這場仗其實不容易打。公務員可以提供協助但主要工作涉及很多政治因素，例如怎樣去聯絡社會各階層，包括不同的黨派，不同的宗教領袖，不同的地方利益、人事、家長、學校，凝聚整個社會。這是個龐大工程。如果成功，一定會拿分。
政改就相對困難了，為甚麼這麼說呢？2005年時，中央政府沒有承諾普選時間表，所以，當時很多市民就說，政府都已經走出一大步了，為甚麼那些立法會的泛民那麼執著？於是政府建議被否決的結果是泛民失分、政府得分。現在我們有了普選時間表，泛民要求2012年雙普選，不會得到很多市民支持。但假如他們稍後要求討論如何達到2017年及2020年的普選，或者功能團體如何處理、特首的選舉模式等問題，政府完全不回應，市民便會同情他們。
問責制的重點在於有人問責
劉迺強：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問責制……
王永平：問責制的重點在於有人問責；如果官員做得不好，就下台。全世界都是如此，我們內地的省市領導一樣要負責的。第一任的問責局長，是有人因此問責下台的。現在市民印象是以前不道歉，現在頻頻道歉，但一切照舊。
副局長出來的時候，政府就說，你們不必擔心，他們會問責的。一年了，副局長的知名度最高只有3%，很多人都不記得副局長的名字的。為甚麼？現在最大的危機就在於，市民感覺擴大問責制只是另一個高薪的公務員制。但一個弱勢政府會不會因為有問責官員做得不好而叫他走呢？它會不會擔心有骨牌效應，所以一個都不能走？這就麻煩大了。
我擔心將來某些政策出了大問題，一定會有很多壓力要求人頭落地。因為市民還記得以前有人因問責辭職。我們很多地方在管治上要跟國際接軌，但在問責上，我認為我們在退步。
劉迺強：是不是抓緊問責，就可以達致良好管治的初衷呢？怎樣去改善，真的要人頭落地？
王永平：是不是真的要人頭落地，就要由政府評估了。例如，副局長一年了，有甚麼成績？餘下三年，是否每個副局長都令市民滿意？
劉迺強：而且是都是坐“直升機”上來的。
王永平：做得好，倒也不成問題。我原則上支持政治團隊多點人幫手，但一定不可以急，要選合適的人才，比如，問責制副局長中，衛生食物局的梁卓偉，因為他專業，是博士，亦是大學醫學教授，出了豬流感，他就出來解釋，這就發揮作用了！
我也同意增設政治助理，培養治港人才，我們可以選年輕的，但不要給那麼高人工，否則很難對市民交代。
王永平小檔案：
1948年生於香港。1969年香港大學畢業，主修經濟，其後四年任職商界。1973年加入政府，曾任職駐GATT(即後來的WTO)香港常任代表、民政總署署長、教育統籌司／局長。1997年香港回歸，獲委任為教育統籌局局長，後任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2007年退休。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名譽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