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轉機出現了
8月底的時候，一個轉機出現了。“當時的總統安全顧問安特霍尼.雷克約見我，很鄭重其事地告知，新政府上台8個多月，美國對對華政策進行了重新審議，已有新的結論了，就是實行‘policy of engagement’。engagement有很多含義，有好意的有敵意的，壞的如打仗、交火，好的還包括訂婚呢，不過美國的意思肯定不是‘訂婚’。那我們只能翻譯成中性的，就是‘接觸政策’。實際上就是在強硬施壓的情況下仍然保持關係，兩者同時進行。”
那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首腦會議將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克林頓提出，會議期間要和江澤民主席進行雙邊會見。“我立刻把消息向國內傳去，得到接受邀請的回答。”
“在1989年後西方聯手制裁我國、中美雙方已經斷絕官方來往的情況下，江主席到了西雅圖。途經舊金山時還舉辦了一系列活動。美國報紙對江主席一行的訪問給予相當規模的報道。在雙方進行的第一次會談中，我們把基本的政策和底線向他們講得很清楚。特別是江主席指出我們兩個大國應該考慮，把什麼樣的中美關係帶入21世紀。當時是1993年11月，我們已經想到了21世紀了。此論一出，美國輿論紛紛議論說，美國總統哪想得到7年以後，美國總統的眼光只有任期的4年和再一個任期的4年，雖然也‘碰’到了2000年的邊，但他可不會想2000年以後的事情。但後來美國人悟到了，把什麼樣的中美關係帶入21世紀，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特別是‘9.11’事件後全球反恐的需要，以及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美國在全球事務的各個方面都越來越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他們後來也積極思考這個問題，獲得很大的啟示。”
美對華政策兩面性
那時,中美關係雖然較之以往總算有所回暖。但克林頓“一年限期”的聲音猶在耳，要不要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還是個問題。
“當時正是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後，我國發展勢頭非常猛，中美貿易增長速度很快、前景很好，所以美國工商界都絕不能接受中美貿易可能受到的損害。他們轉而對美國政府施壓，做大量的游說工作。這時候美國政府內部就分化了。有一批搞經濟的部長，極力主張要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反對的人越來越少。”
“很多美國朋友來游說我，要我們多少做點讓步，遞個梯子讓他們下來。但這些讓步都涉及到我們國家的根本主權和內政，對我們來說代價也太大了。我記得美國新聞總署的署長找我私下聊天，問我擔心不擔心那個限期，我嚴肅地對他說：‘署長先生，我不擔心，現在發愁的倒是美國政府。’我為什麼不擔心？因為一個對美國不利的政策是絕對要垮台的！鐘表還在嘀嗒響，不過這‘定時炸彈’是在你這兒了，不是在我這兒了！”
“前總統卡特特地來我的官邸找我。他說‘已經快到5月了，你們是否還能再做一次努力?我希望你們能解決一些問題’。我報告北京後答覆他，我們答應多少做一些枝節性的緩和的行動,但已經沒有什麼可讓步的了，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全做了。卡特了解後對我講，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建議克林頓總統給你們最惠國待遇。”
“這時我已經基本斷定，克林頓一定扛不住了。果然，到了一年限期，克林頓自己承認了失敗，他說這一年來中國基本沒做出讓步，但美國用最惠國待遇這個杠杆來對中國施加壓力，它的作用已經窮盡了。”
“應該講我們對美國的態度是穩定的。我們很重視中美關係，我國的政策是為發展謀求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建立平等互利健康的關係，而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有“兩面”，一面是要打交道、要接觸，現在越來越發展到合作和借助於中國，另一方面他們防範我們，軍事上施加壓力，打台灣牌，賣武器給台灣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次金融海嘯以來更大大突出了合作的訴求，居然有學者提出‘美中共治’，這是我在美國期間不可想象的。我們既要防備被人家打壓，棒殺，也要防備被別人捧殺。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並沒有消除，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不一樣。”(來源：文匯報)
鏈接：回望歷史 面向未來
克林頓政府早期中美關係出現動蕩，固然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但最根本的背景還是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美間原先由戰略合作所掩蓋的分歧一並爆發出來並衝擊兩國關係。在清醒地認識到中美關係的脆弱性之後，有識之士開始有意識地尋找、構建並鞏固具有戰略性的合作基礎。雙邊日益密切的經貿關係使兩國的利益交織在一起，而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共同利益又進一步拓寬了合作基礎。正是經過了這一系列努力，我們看到了李大使所感嘆的、今非昔比的中美關係。
然而，今時不同往日的恐怕還不止於此。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頤指氣使、咄咄逼人。但是，在經歷了許多困局和挫折之後，美國終於看清了它的力量邊界，不得不調整與世界的關係。正如李大使所言，美國對華政策中一直存在著防範和接觸兩個側面。但在目前的力量格局下，美國對華借助和合作的一面有所上升，中美之間的平衡開始稍稍向於我有利的方向發展。
中美關係正在邁向面向21世紀的新階段。在這當口兒回望過去，前面的路似乎也變得清晰點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主任 吳蒓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