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以來，他日以繼夜地工作。短短幾個月內，他馬不停蹄地走訪了衣索比亞、盧安達、迦納、尼日利亞等多個非洲國家，還到德國、日本多個發達國家訪問。
這種快節奏、高強度的生活，也是他之前作為北大教授難以想像的。他對本刊記者感嘆，現在最大的苦惱，就是感覺時間不夠，因為一天只有24小時，而世行的成員國有180多個。但具體來講，“最大的難題，我想還是怎麼樣去了解每個國家，去真正地站在那個國家的立場，看他們的機遇和挑戰。”
每次見面，他總是很忙，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以至於2008年的一次約訪，他最終只能將時間定在下班之後。談話中，他辦公室的燈光不時自動熄滅，提醒他：早已到了該離開的時間。而他重新將燈打開，繼續與本刊記者的對話。
在他赴世行就職一週年前夕，《望東方週刊》記者對他進行的專訪過程中，他的助手又不得不兩次進入辦公室提醒時間已到。
重新認識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領導的世行發展部門人才濟濟，被認為是世行最核心的部門，250位工作人員中，40位為資深學者。用林毅夫的話說，“他們都相當於大學裡的正教授一級。他們是素質很高的人，往往也都是最有個性的人。”
如果說這些學者的個性對林毅夫這個領導者來說是一個考驗，那麼他們的共性則是另一個考驗---這些經濟學家大多來自歐美國家，西方國家的視角與生俱來。
正如林毅夫所言，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為理論前提，用以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
但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把在發達國家形成的理論簡單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標非常好，用意非常善良，產生的效果卻不如預期，甚至好心辦了壞事。”林毅夫告訴本刊記者。
而他的到來，給世行帶來的最大變化，可能就是在重新認識政府的作用上。
在林毅夫看來，政府應該是有所作為的，完全的市場經濟體未必就好。“因為在發展過程中，有很多難關需要政府來協調，來克服外部的挑戰。”
此次金融危機正印證了這一點。林毅夫的理論，中國經濟的實踐，促使世行其他經濟學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的助手Merrell Tuck女士說，林的許多觀點很多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機剛爆發時，就比其他許多人都顯得悲觀，但很不幸，他的觀點卻是正確的。佐利克也認可他的判斷。”
中國駐世行執行董事鄒加怡對本刊記者說，林毅夫為世行帶來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獨特視角，“他的思想素材來自中國豐富的發展實踐，就任以來，他在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問題上的獨到見解，贏得了世行內外的廣泛肯定和尊重。”
林毅夫曾對本刊記者說，2008年8月，他曾和一些發達國家央行行長和知名經濟學家共進晚餐，當時的話題是：30年後，是否還會有人記得目前的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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