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共廉”神話破碎
2004年8月，蘇州市副市長姜人傑被江蘇省紀委“雙規”，打破了蘇州“百官共廉”的神話。姜人傑在蘇州市政府分工中，主管城市規劃、建設、交通、房改、房地產開發等13個方面的工作。之前姜人傑還兼任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常務副總指揮和蘇州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姜人傑涉嫌受賄的數目巨大，有消息稱，此案有可能創下記錄，成為中國第一腐敗大案。
“姜人傑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制度問題的暴露，蘇州還缺乏權力的硬性監督機制。”孟煥民說。另一位要求匿名的蘇州官員則認為，蘇州在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政治制度上鮮有創新之處。
除去政壇廉潔的神話被打破，“對蘇州來說，領導經常更換，實事求是地講，可能會產生一定影響。”鄔才生認為。
1999年，李光耀曾致信中方，要求繼續讓蘇州市委書記梁保華和市長陳德銘留任，因為他們同新加坡方面合作過，是新方所熟悉的合作夥伴，也了解有關情況。2002年，時任昆山市委書記的張雷升任江蘇省外經貿廳廳長後，昆山當地的一些台商意見也比較大。
強市而不富民
蘇州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是GDP的增長與人均收入增長不協調。根據蘇州市政府2004年2月9日的《政府工作報告》，2003年蘇州全市完成地區生產總值2802億，財政收入409.9億元。根據有關統計報告，2003年蘇州人均GDP達到4.77萬元，上海為4.66萬元，杭州為3.27萬元，寧波為3.22萬元，但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蘇州只為12361元，而上海、杭州、寧波分別則為14867、12898、14277 元。有媒體發表名為《不再看好蘇州》的文章，毫不客氣地稱：“這說明蘇州各級政府追求生產總值指標，沒有給城鄉居民提高相應收入，走外來型工業化道路，並沒有真正實現‘富民’。”
2003年8月，由蘇州大學蘇南發展研究院實施，國家教育部命題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研究成果對外公布，蘇州排在上海和南京之後，位列第三。關於這項排名，有人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夏永祥，蘇州大學蘇南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認為，在長三角競爭力排名上有些指標如GDP、財政收入名義是相同的，但實際涵義並不一樣。比如蘇州在統計財政收入把社保基金統計在內，而浙江沒有統計進去。再如浙江省基本上是省管縣，地級市的作用小一些，下級的一些收入要交到省裡去，不通過地級市，溫州的財政收入只有150億，但這150億基本由本市截留下來，而江蘇統計的口徑中則包含上交中央財政的部分。“統計不一致，統計的實際意義不同，放在一起排名，得出的結論不一定科學。”
另據有關資料，蘇州生產總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要占用4000畝土地。照這樣的速度，蘇州將在20年內用完所有的可用土地。
“有些批評還是有一定道理。”夏永祥說：“對蘇州的發展趨勢應該全面來看，片面地講成績或者講缺點都不是很恰當。”
不過在孟煥民看來，這些問題都有深刻的歷史根源，不能僅看表象。“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對很多矛盾的認識才有個深化的過程，蘇州人清醒著呢。”孟煥民說。
官員任用與區域政治
“蘇州的官員得到提拔，和這個地方人文、社會、經濟發展比較協調有關。”在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看來，這是中央看重江浙模式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在江蘇政壇，蘇南官員以前並沒有現在這般耀眼，江蘇人有一句順口溜：“蘇南人經商，蘇北人進中央。”
“蘇北原來是老解放區，蘇北的幹部很多是新四軍出來的，在北京的比較多，現在這批老幹部慢慢退下了。”江蘇省社科院研究院研究院沈立人說。“蘇南客觀上有它的有利條件，經濟基礎比較好，區位有它的優勢，所以蘇南既出成績，又出經驗，同時也出人才。蘇北的幹部不好同蘇南比，因為客觀條件不一樣。”
建國初期，中國的幹部多是“打天下”型的，從地域來源上看，以革命老區為主；利用計劃體制集中精力發展重工業時期，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出來的幹部被派往全國“傳播火種”；而到了改革開放20多年後的今天，蘇州的發展模式走在前列，這裡就成了高級幹部的“鍍金地”。梁保華、陳德銘、王瑉都是在蘇州工作了兩年左右，就被委以重任。
蘇南經濟問題專家單強說，從管理學的角度上講，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需要的管理者的素質是不同的，因此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評價體系也會發生變化。“蘇州的幹部能夠到更高的崗位上去，本身說明中央對幹部的任用考慮的不是過去的個人魅力型幹部，而是哪些幹部能夠比較好地按照制度化的方式去運作區域經濟。”
在計劃經濟時代，地方政府是中央計劃的執行者，並無完整的地方利益，區域經濟無從談起。改革開放之後，隨著中央向地方的逐步放權及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地方政府開始具有自己的經濟利益，其政策和本地企業的業績對地方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而各個地區，特別是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在這方面存在明顯區別。
在政治發展水平上，各地區也存在差距。一般說來，經濟發達地區所擁有的政治資源的質和量，地方政府利用國家政策和制定本地區政策的能力、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民主化程度均領先欠發達地區。
“不同地區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力和執行力是不一樣，欠發達地區更多的以傳統政治文化的角度表現出來，蘇州這裡更多是以經濟文化的方式表現出來。”蘇州大學的喬耀章教授說。
區域經濟的發展對地區間的政治關係、全國的政治狀態均有直接影響。有學者認為，“通過政治手段可以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利用區域間的差距，可以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建國以來中國地區發展差距的演變反映了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幾次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都是中央政策重大轉變的結果，解決目前地區發展差距問題主要取決於中央的意願。
把這番話放在陳德銘和王瑉的去向上考量，無疑具有一定的標本意義。
20世紀末，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21世紀初，中央又提出振興東北戰略。“這些地方傳統體制的烙印比較厚。”韓保江認為。在他看來，“欠發達地區體制同發達地區有15年的差距，觀念差距則更多。”“蘇州官員普遍有較強的開放意識、寬廣的世界眼光和戰略視野。”這位多次去過蘇州的學者評價：“比如王瑉，意識就比較超前。”陳德銘和王瑉二人調往陝西、吉林兩地說明中央“市場化的決心更加堅定。”
“很多理念要人帶過去，現在要看當地能否跟上他們的節奏，畢竟一個是急步走，一個是慢步走，有一個協調的過程。”韓保江說。 |
